麥花臣之Mega Tower幽靈再現

(麥花臣球場現狀與模擬重建後的屏風樓模樣)

(刊08年11月13日 信報)
正當社會輿論還在反對灣仔的Mega Tower項目，而項目也因此而被發展商改名換姓變身為合和二期之際，另一個性質類似Mega Tower的項目正在旺角出現。

說的正是旺角麥花臣室內體育場館重建項目。市區重建局將與地產商攜手把這個公共設施改建為一列高樓，包括十八萬方呎住宅樓面與近三萬方呎商業樓面， 「附送」一個室內體育場館及青少年中心。從招標的電腦草圖看來，這無疑是一個地產項目; 市區重建局也將在項目中獲得可觀分紅。

麥花臣球場本為機構及社區用地。追溯其歷史，1970年政府批出土地給遊樂場協會作公共設施之用，1991年遊樂場協會與當時的土發局合作申請增加住宅用途而獲得批准; 2007年遊樂場協會與市區重建局以當年的舊規劃重新啟動項目，而項目已於今年年中進行招標。這惹來地區人士及不少關注可持續發展的團體的質疑。

別讓過時規劃牽着鼻子走
世界變得很急速，過時的設計又怎能回應今日的社會要求? 政府應很清楚這一點，不然特首曾蔭權在競選行政長官時及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也不會承諾要複檢全港分區計劃大綱圖並注入發展限制。

麥花臣球場重建項目已是在十七年前批准的設計，其規模根本不合今時今日的社會訴求，在環境、景觀和交通上將會對附近一帶造成不可接受的壞影響，而其合法性亦遭到質疑。除非是受到法律上的限制，例如簽訂了合同，否則所有過時的規劃都應該重新按社會的期望與需要來修訂; 但旺角麥花臣球場正如灣仔Mega Tower一樣都沒有受到此等法律上的限制，政府根本沒有法律責任去協助有關團體及地產商。

麥花臣球場的情況更黑白分明的是，1970年政府批出土地給遊樂場協會，是指定作公共設施之用，若遊樂場協會現要改作商住地產項目，則已違背了原有目的，政府及市區重建局根本不應加以協助。重建後，大面積的公共空間與設施變了私產，市民享用休憩及活動空間的權利又一次被剝奪，這在社會愈來愈關注公共空間的情況下，無異於開倒車。再者，市區重建局要在此地產項目中分一杯羹，不惜助紂為虐，也與他的存在目的背道而馳。

及時雨灑到麥花臣
我們促請城規會做好把關的工作，作任何決定都以公眾利益先行。至於重建麥花臣球場的經費問題，我們建議政府把此工程包括在他的一百個「及時雨小型工程」中 ─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十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中曾說「加快基建的第三條腿，是更多地區的小型工程」，又表示「如果十大工程被形容為遠水不能救近火，這些小型工程就是及時雨，未來我們一定會做更多這類小型工程」，而今個立法年度他們已提交超過一百份工務工程項目。既然發展局正為如何盡用二百九十億元的工程開支而頭痛，我們還有甚麼理由讓「缺錢」成為將麥花臣球場變為又一個地產項目的藉口? 還有甚麼理由讓市區重建局與遊樂場協會在已密不透風的旺角再建遮天蔽日的屏風樓?

希望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優質城市優質生活」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切政策與工作的大原則。

大家應該很快樂

(刊08年11月CUP雜誌)
是一家以今日的京城而言都可說是裝璜得體的港式酒樓; 酒樓面積很大，樓底很高，落地大窗引入了外面的陽光，成了最好的裝飾。我與六位來自香港但已在京城工作多年的朋友在飲茶。廣告K說約我到這裏，是因為他想飲茶吃點心，而這店的港式點心已是京城數一數二的了。六位朋友中，一位沒見數月，兩位沒見數年，其他的已十年以上沒碰上; 今天可以在春寒中的京城圍坐說閒話，已是很高興的事。

京城閒話
話雖如此，老實說，那些點心真的很難吃。從來到京城都只會挑道地的館子光顧，怎會傻得找港式點心來吃? 但是，我很明白廣告K的港式心情，尤其在這春寒中的京城，儘管他高興地告訴我: 城外的山野間已是姹紫嫣紅開遍，正是溜狗賞花的好時節，那是在香港找不到的雅興……。

「好掛住大家樂……」冷不防廣告K爆出這樣一句; 說時神情有點失落。他說每次回港都會特別抽空去光顧，以解單思之苦。「我真係好鍾意大家樂……」他在大家難以置信的表情中繼續說。有一次他到大家樂排隊買食物，收銀員問「先生要咩?」早已習慣京城緩慢節奏的他，望着水牌在左思右想，惟恐選錯了會白白浪費寶貴的一餐 ─ 這個一年只有三兩次的機會; 終於拿定主意了，他正準備回答，收銀員卻向排在他身後的人舉手大喊:「下一位吖唔該!」廣告K說來，毫無埋怨之意，倒像在讚許那收銀員的工作效率。

我相信在香港光顧大家樂的人有很多，但願意告訴你他很愛大家樂的人一定很少 ─ 這麼多年來我只碰到三個，一個是廣告K，一個是當臨床心理學家的舊同學，第三個是我。是的，所以我很明白廣告K的心情。中學時代 ─ 這樣說好像在憶述寒武紀的故事 ─ 午飯時間很長，所以我與三個死黨常走十五分鐘的路到市中心的大商場去吃飯，一來一回就是三十分鐘; 有甚麼值得我們四人天天走三十分鐘的路去吃一頓飯? 竟然是大家樂。商場裏還有一間麥當奴，但那時候的我是誓死不吃麥當奴的 (誰料到今天我竟要常吃)，所以多是光顧大家樂。大概是這樣吃出感情來，又或者大家樂已成了我們那叛逆歲月的一部分。

選擇與尊嚴
叛逆歲月的一切已封塵。物換星移，人的口味與感情當然會隨年月改變;若大家樂不思進取，不與受眾同步，恐怕早已給唾棄。但他很聰明，很懂得品牌是要用心去經營的，他必須善待客戶，客戶才會愛他一輩子，源源不絕的奉上金錢。多年來，他的店舖以快餐店而言是裝修得愈來愈漂亮的; 員工從制服到打扮到甚麼時候該說甚麼話，也管理得愈來愈專業; 廣告也做得有板有眼(雖然說不上創意爆棚); 最重要的是，他的食物水準穩定地不俗而且常有新款推出，這對快餐店的顧客來說必定是首要考慮。做到「食物水準不俗」已很好，因為顧客明白自己花三四十元到快餐店吃一頓飯，該買到甚麼貨色才叫合理，絕不會要求甚麼人間美食，你只要做得比他預期的好一點，便已令他感到超值。「水準穩定」更為關鍵也更考驗管理層的功夫，因為「預期」(expectation) 二字對消費者心理與行為都有決定性的影響，那是消費者衡量你的一切標準，你每天交八十分的貨給他絕對比你今天一百分明天七十分的贏得更好評價 ─ 雖然一百七十分除二是高於八十分的，但消費者不會這樣計數，他絕不喜歡去擔心「你今天交幾多分的貨給我」。「常有新款推出」是必須的，那位泥水阿叔與司機大佬，即使在看水牌時於「南極魚扒」與「一哥厚切豬扒」之間十五十六而最終也點同樣的叉雞飯跟鴛鴦，但那十五十六的過程對他們而言也是一個享受 ─ 在艱難的生活中，基層市民何嘗有甚麼選擇權利? 有選擇，令他們覺得自己被尊重，即使那選擇是多麼的卑微。

記得早幾年香港經濟蕭條的時候 ─ 大概是2002-03年 ─ 失業率愈升愈有而恆指低見八千多點，報章上甚至有「中環失意老闆流連快餐店吃別人吃剩的飯」的頭條新聞。那時，大家樂每到下午二時便突然爆滿，因為下午茶時段開始，十多元已有一個豐富的茶餐而且有二十款以上的選擇，吸引了大批連正價午餐也負擔不來的街坊光顧。晚上八時半以後，大家樂又再突然爆滿，因為優惠時段又開始了，你會看到很多人一家大小的來吃特價飯 ─ 那些從前應是準時七點鐘便吃晚飯的市民。有一晚大約九時，我去買外賣飯盒拿回公司繼續工作; 收銀機旁的座位上有一對父女，爸爸四十來歲，小女孩約七八歲，從二人的打扮可知來自極貧家庭。他們二人同吃一份特價後只售四十元的牛肉火鍋; 火鍋食物一大盆，牛肉與蔬菜配料看來都很新鮮美味; 在那繚繞的水蒸氣中，我看到小女孩嘴饞的表情與天真的笑臉，也看到她爸爸疲累但滿足的眼神。四十元，窮爸爸買到了女兒的快樂，買到了逼人生活中的一絲尊嚴。

所以我會告訴你: 我真的很愛大家樂。

請勿在海嘯中單手游泳

(刊08年10月7日信報)
「難道以後又要把錢都拿去買金條，全部放在床底?」星期日與家人飲早茶時，聽見鄰桌的大嬸在憂心忡忡的嚷着。我與弟弟相視而笑，因為都記起了八九歲的時候一起幫媽媽背着金條到金鋪出售的情景。那個年代的香港，普羅大眾對存款在銀行信心不大，覺得還是買金條放到床底下為最安全的投資法。怎麼今天時光倒流了?

在星期日公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五成三市民因迷你債券事件影響對金融投資產品的信心，四成半人認為政府監管不力，六成四人認為有銀行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銷。雷曼迷你債券的苦主繼日前於中銀總部外衝撞後，計劃於周三「包圍」立法會。這些消息，不應出現在多年來一直自詡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

海嘯裏的慢郎中
市民對投資市場以至對政府的信心變得極為脆弱，是可以理解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而嚴重程度未可估量，美國雖剛通過了七千億美元救市方案，歐洲多國亦先後出手，但市場明知這是杯水車薪，悲觀氣氛因而愈來愈濃，深恐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重臨。在香港，毒債券苦主固然怕血本無歸，往日仿如天之驕子的金融從業員也恐朝不保夕，連鎖反應之下樓市亦應聲下跌。香港長期一業獨大，本身就在進行着極高風險的投資，缺乏可持續性; 在一次又一次的國際金融泡沫爆破中，香港政府也是一次又一次的「聽天由命」，災難過後不見得吸取到甚麼教訓，便又一切如舊。當社會各方都強烈要求政府要為監管不力而負責的今天，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陳家強只說客戶因缺乏資訊而顯得「心急」、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則說本港銀行體系健全。市民能不恐慌?

逆境固然要自強，更重要的是從錯誤中學習、撥亂反正。金融地產「一業獨大」的問題已很明顯，政府應把握新一期施政報告的機會，為香港未來發展訂出新方向，重振市民處於崩潰邊緣的信心。我們建議政府應以前瞻性、多元化、可持續、以民為本和平等機會的理念，作為公共政策的指導大原則，摒棄過去向金融地產傾斜的錯誤做法。「多元化發展」可為香港經濟打出一條新路，長遠可帶來持續而健康的增長，香港對全球危機的抵抗力亦可加強。

多元發展方為正途
香港長期以來奉行以維港兩岸為核心的發展策略，造成高地價高經營成本的嚴重問題，同時令市區環境惡化。故此，本港應在維港兩岸以外的地方尋求發展機會，在新界發展一個或多個「副都市中心」。政府應制訂有助區域性經濟發展的措施，在新界地區提供較高層次的服務及龐大的就業機會。錦上路是建設「副都市中心」的理想地點之一，原因是當地具備發展成為主要交通樞紐的條件。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站建於現時西鐵錦上路附近，該區將可成為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通樞紐。隨著內地人流及資金流的南來，該區更可發展為商貿展覽中心、酒店住宿區、地區政府總部甚至大學城。新界西北發展落後的問題，亦能迎刃而解。

旅遊業過去被視為本港經濟的四大支柱，但近年的發展乏善足陳，主要依靠內地增加來港自由行城市的數目帶動遊客及消費的增長。我們應以新思維發展旅遊業，注入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元素。例如發展具衛星定位功能的地圖，透過連接上不同的索引名錄，讓旅客輕易地體驗本港多彩多姿的都市生活。政府亦應馬上制定拖延多年的全面保育政策，修改古物及古蹟條例、成立保育基金、成立類似城規會等具法定權力的文物保育委員會作全面的統籌，以留住碩果僅存的珍貴建築物與歷史片段，凝聚民心之餘亦大大增加對遊客的吸引力。

政府自稱一直致力改善中小企的經營環境。實情是，政府及公營機構往往抱着「管理方便」的心態，漠視經濟多元化及社會效益等價值，間接破壞中小企的生存空間。房委會轄下的商場通常只有幾家小商舖，反映了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房委會應調整租賃政策，增加小商鋪數目，同時重置街市，辦法是減少超市及大型商鋪面積和連鎖店數目，以降低小店開業的門檻及營運成本。政府亦應在新界增發小販牌照、按行業需要增發牌照、在屋邨範圍劃定小販認可區，既讓基層市民多一條謀生途徑，也使市場更活躍及多元化。

公共專業聯盟本年就施政報告的建議還涉及多個範疇，包括社會流動、西九與文化政策、醫療改革、氣候變化、普選和良好管治。全文見www.procommons.org.hk/chi/report.htm。

藍莓muffin與朱古力muffin以外

(photo:www.joyofbaking.com)

(刊10月號CUP)

說在前頭的後記
此文寫於8月23日，即立法會選舉前兩星期，正忙得天昏地暗還在「作病」，人像拉緊得隨時要斷的弦線。CUP編輯看過文章後，說「有敏感成份，決定抽起留待十月號再刊登」。敏感??? 結果另外寫了一篇文章，也是關於食物與選舉的，9月24日讓信報刊登了; 這篇先寫的，10月面世之日卻已顯得過氣。9月8日走出九展點票中心的那種筋疲力盡、過海車途中的沉默，已遙遠得幾乎記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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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吃了甚麼早餐? 又是muffin嗎?」
「是P店的muffin。還有咖啡。」我覺得這樣回答，悽慘程度會大大減低。

事實是，我很愛P店的muffin，很愛世上所有的muffin。從小我已是一頭甜品怪獸，瘋狂地愛吃一切甜食(汽水除外)。記得大學時代曾學人家節食減肥，但只成功減了主糧，甜品卻怎也戒不掉，結果 ─ 當然是愈減愈肥、愈肥愈沮喪、愈沮喪愈吃甜、愈吃甜愈肥。這樣的「低智商減肥法」，失敗也真活該。

P店的muffin，其實很好吃，賣相也賞心悅目。從前只是間中到P店喝咖啡時，才會吃一個。首選是藍莓muffin，餅面星散的藍莓隱現於奶白色的糖塊之下，像大雪後的一叢藍莓樹，看着已覺高興; 配上不加糖只加奶的咖啡，一切都剛剛好，吃着吃着你會覺得沒有甚麼好抱怨的了。

血糖低的禍
但要你每天的吃，卻是另一回事。打從數月前開始，由於要協助朋友們於工程界做民意調查、給工程師舉行巡迴專業講座與處理大堆的業界工作，再加上自己的雜務，時間表總是給塞得滿瀉，結果是每天早上都要以九秒九的速度 ─ 其實是心情 ─ 跑下山 ─ 如果不是滾下山的話 ─ 到碼頭趕船「出城」。從前從容漫步下山、沿途看看天看看樹看看花的光景，已變成負擔不起的奢侈。早餐自然是沒時間先吃的了，極速跑進碼頭後，血糖低的我馬上感到眩暈(真是萬試萬靈); 誰能打救我? 眼前只有報紙檔與P店。看報紙只會令你血壓上升，不會令你血糖上升; P店，成了我唯一的倚靠。我其實是有選擇的:選擇暈倒船上還是吃muffin令血糖上升，那我當然選擇後者。藍莓muffin以外，我其實還是有選擇的:朱古力muffin、合桃香蕉muffin、熱情果muffin與不知道是甚麼的「健康muffin」。但嚐遍以後，還只能是一天藍莓一天朱古力交替。還有咖啡。店員都認得我的選擇了，遠遠望到我走來便已先預備咖啡。每天的吃，像是要挑戰我的忍耐力，看看我那天寧願暈倒也不願再吃一口。說不定到時連甜品也可決絕地戒掉，則從此再也不用擔心肥胖的問題。

黑色的對手
六月底，友人正式宣佈出選工程界立法會議席，邀請我擔任競選經理。2006年底，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擔任了「普選工程連線」的競選經理，協助八位工程師參選「特首選舉委員會」; 八人順利高票當選，算是我首個「政治品牌」工作的一點成果。今次於同一界別再擔任競選經理，可說是順理成章。

但今次的工作，遠比06年的困難，因為各方面對友人的期望都大了很多，各方面的關注亦大了很多，因而招來的種種掣肘與檯底小動作都多了很多。我們的對手，似乎已不單是年近七十的現任議員，還有曾班子。當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工程師朋友仗義向我們「報料」，揭露誰與誰又在做了甚麼的時候，我除了感激陌生朋友的熱心與熱血之外，還會有一個幻覺:「我們在選特首嗎?」其實去年特首選舉時也略有協助梁家傑團隊的工作，那時遇到的檯底小動作，好像都沒有今次的多。支持民主的人一向愛光明愛透明愛明刀明槍公平競爭，不能容忍黑手黑箱暗箭與「打龍通」(這是蘋果某天報導對手時的用語，令你覺得廣東話真是絕頂傳神無可替代)。所以我感到辛苦。

這就是「功能組別」這種畸形制度造成的黑色現象。一個建基於不公平之上的制度，只能成為種種違反普世價值的惡行的溫床。一眾支持民主的朋友如果不是本着「民主長路，寸土必爭」的堅持，以免立法會淪陷於保皇派手上而完全廢掉監察政府的武功，根本不會參與這種充滿第三世界色彩的選舉。其實專業界別內的有識之士，也不會因為自己比普羅大眾多了一票而高興。我們做過的一個工程界民意調查顯示，近六成工程師贊成廢除功能組別。這說明了何謂普世價值。

為了守護香港人仍珍惜的普世價值，很多人仍在努力。我，明天會繼續吃muffin。

瑪嘉烈的三文治

(刊2008年9月24日信報)
九月八日午後，在前往理大授課的車途中，打開了剛才瑪嘉烈匆匆交給我的紅色小布袋。裏面是一件以The Lost Gardens of Heligan出品的茶巾包裹着的不知名物體。茶巾上繪畫了一片米色卵石地，地上有一朵桃紅色的花，花上別上了一個紫色的甲蟲別針。我小心翼翼地打開來看，發現原來是兩份三文治 ─ 一份白麵包的，一份麥包的，各有四層，四方形的一大份對角切了兩刀成為四小份，整齊的包裹在保鮮紙中。我知道這三文治必定是瑪嘉烈親手做的 ─ 只有她才會連製作三文治也這般一絲不苟。那一刻我才感到一點溫暖，在冷了一夜之後。

大約七八小時之前，在九龍展貿的立法會選舉點票場內，瑪嘉烈以壓倒性票數，成功連任為法律界功能界別議員。跟她擁抱道賀，她卻反過來安慰我不要因我的候選人以些微票數未能當選而難過，然後說:你瘦了很多，要多吃一點。這之所以我在中午的記者會上收到那紅色小布袋。我在點票場內一整夜都沒有哭 ─ 即使身邊的朋友很多已哭作一團 ─ 直至看到瑪嘉烈的三文治。

為了消滅 所以參與
瑪嘉烈 ─ 吳靄儀議員 ─ 今年參選立法會的口號是「信念始終如一」。吳靄儀議員當然是最能理直氣壯地說出這句話的人。重看她十年前參選立法會的政綱，劈頭第一句就是 “I stand for an open, democratic Hong Kong where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the individuals are safe under the rule of law”(我支持一個所有人都可在法治中安享人權自由的、開放民主的香港);她今年的政綱，基調不變，「我們需要真正的普選，為此，我們現在就要部署安排，推動真正改革，包括取消所有功能界別議席。」十年人事何止幾番新，簡直可以是無數次的翻天覆地。在目前以「識時務」為尚的香港，「信念始終如一」這六字，字字說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吳議員高票連任，清楚說明了法律界認同一位立法會議員應以服務公眾為主、業界利益為次，而廢除功能界別以達至真正普選，就是最能維護公眾利益的機制。

但要廢除功能界別，則先要在立法會內得到足夠的票數支持，而這個「足夠」絕非正常人所理解的「足夠」 ─ 既要在地區直選分組點票通過，也要在功能界別通過。前者有望可達，因為三十席地區直選好歹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雖是不公平的比例代表制);後者卻無異於與虎謀皮，或是叫一眾既得利益者自行了斷，可能性近乎零。所以今屆立法會選舉，有一批支持真正民主的有心人走出來參與功能界別選舉，為的就是要消滅功能組別制度。

我有幸參與了今屆立法會工程界別的選舉工程，是繼選委會選舉後再一次親身體驗功能界別選舉的荒謬性。根據《基本法》第68條，功能組別最終要被全面廢除，所以本來其荒謬性已是不容置疑;但由於它仍在苟延殘喘，建制派仍在千方百計為它「吊命」，所以我們還是要把事實再一次說明。

違反國際公約 易成罪惡溫床
功能組別違反《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一人一票及每票等值的精神。誰能不質疑，為甚麼有些界別低至一百四十人就可以選出一位立法會議員，而地方選區則要八萬多至十三萬多選民才能選出一位議員。

正是由於選民人數少，不同候選人之間得票票數可能只相差一二百甚至三數十，因此選舉結果極易受操控，成了舞弊與非法行為的溫床。且不說種票了，即使是一個抹黑電郵、一通威嚇電話，也足以扭轉選舉結果。由公司票組成的界別，情況就更難想像。於9月9日看到了這樣的新聞報導:「身兼自由黨成員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早前因為向民建聯讓出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而與田及周太鬧翻……。」值得我們思考的是「讓出」二字，一般理解的意思是把自己的財產送給或賣予他人。為甚麼立法會議員的公職，可以「讓出」?

更甚者，大部分的功能組別議員，雖然工作影響着全港市民，卻又不用面對市民，導致表現長期被評差劣卻仍然連任又連任，損害社會利益。根據「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八月廿四日發表的監察報告與輿論，被評十大差劣議員的，九人是功能組別議員，六名自動當選的包括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霍震霆、商界黃宜弘、金融服務界詹培忠、金融界李國寶、勞工界李鳳英、鄉議局劉皇發，另外三人為工程界何鍾泰、區議會林偉強、工業界呂明華。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九月初公佈，市民對政府信任程度大跌至45%，難道與這群建制派的功能組別議員沒有關係? 換言之，特區政府也成了受害者。

(公共專業聯盟於今年五月四日就政改方案提出建議，報告見www.procommons.org.hk)

東風夜放花千樹

(刊08年8月CUP雜誌)
「你知道我對名牌一向抗拒，因為我相信崇拜品牌是缺乏自信的表現。一個對自己的品味和能力充滿信心的人，何須外在品牌的襯托? 正如尼采所說，一個存在主義者只會把品牌看作弱者的鴉片……。」朋友的答案的開場白也真夠出人意表。我問他的，其實只是他為何會挑選現在的這輛車。

「不過，……」正是等他說這句。「因緣際會擁有了一輛寶馬後，我便愛上了她。……」然後是一連串很感性的形容詞，那些跟他的個性與言行舉止似乎沾不上邊的形容詞。

都說人之所以會愛上一個品牌，是因為他在這品牌中找到自己，有時是符合自我期望或外界期望的自己，更多時候是潛藏的自己或未能實現的自己。朋友的個案大概屬於後者。

知道錯不了

很奇怪，已不是第一次碰上要為擁有寶馬(BMW)而解釋的人。那年到三藩市，尤達大師駕車與我四處遊蕩，也曾很鄭重地說:「其實，我從來開的都是日本車，你知道我一向不會追求名牌。直到最近，因工作需要要到客戶那皇宮般的大宅出席晚宴; 我想，如果駕我的日本車赴宴，恐怕連那裏的傭人也會給我白眼吧; 為了公司的形象，我便在赴宴前買了這輛寶馬。……」尤達大師說來，就像一個女孩子臨急臨忙趕在出席隆重晚宴前的那個下午，衝進名店極速搜尋一條她知道錯不了的裙子，與一個她知道錯不了的clutch，十分鐘內完成搜索、比較、試衫、試袋、檢查與簽卡的整個程序 ─ 並不特別享受那過程，只是極專業地完成一項工作。

從前做過一個focus group調查，問消費者:「現在有一輛寶馬駛到你面前停下，那駕車的人走出車來 ─ 你覺得他/她是甚麼模樣的?」他們回答後，我再問同樣的問題，但汽車換了是平治(Mercedes-Benz)。結果是，人們普遍認為駕寶馬的是個約四十歲的男子，身材高瘦，樣貌俊朗，於名牌大學畢業，專業人士，未婚，喜愛打網球; 駕平治的，是個約六十歲的男子，身材臃腫兼有大肚腩，樣貌平庸，中學畢業，工廠或中小企東主，已婚兼有三兩子女，不做運動但會為生意需要而學打高爾夫球。這個結果，竟然跟外國的類似調查相近。

這顆星將照耀着我

也真夠令廣大平治車主叫屈。這些消費者心中的平治車主形象，無可避免成為了汽車品牌的一部分 ─ 若非全部 ─ 因為你購買一個品牌的商品時，難免會考慮若使用他的話別人會怎麼看你。畢竟並非所有人都認識平治輝煌的歷史與原來個性。梅賽德斯—奔馳(平治)誕生於1926年，由當時歷史最悠久的兩家汽車製造商戴姆勒與奔馳合併而成的公司以新品牌形式推出; 但品牌淵源卻可追溯至成立於1883年的奔馳公司及成立於1890年的戴姆勒公司，甚至更早。1886年，奔馳為他開發的世上第一輛三輪汽車申請專利，而戴姆勒則為世上第一輛四輪汽車配上改進的發動機。戴姆勒於1902年將梅賽德斯(Mercedes)註冊為品牌名稱及商標; 兩位少東正為品牌欠缺獨特的標誌而發愁之際，想起父親從前曾在一張寄給母親的公司明信片上，於自己的廠房上空畫了一顆星，並寫道:「這顆星星，總有一天將照耀着我的工廠，走上繁榮之路。」1909年，三叉星徽成為註冊商標，並從翌年起開始出現在汽車前端，作為散熱器上的設計特徵，標誌着戴姆勒「海陸空全面機械化」的雄心。Mercedes-Benz作為品牌名稱及商標，則要到1926年以後了。看了品牌發展的歷史，你可以想像平治的原來品牌個性，是硬朗、前衛、充滿征服精神的; 平治車主大概會對前述的調查結果更覺憤憤不平。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是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或許是因為這首詞，我還是喜歡寶馬多於平治; 雖然在詞中，寶馬雕車的俗世浮華，只是作者用來對照「那人」的孤高淡泊與不願同流合污的品格; 但小市民如我，又怎能不為上闕詞的華麗光景目眩神迷? 又或許是因為多年前，看到那時的美女老闆，駕着她的寶馬瀟灑地U turn的漂亮畫面，教我覺得人車合一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今年的胡潤百富榜內地千萬富豪品牌傾向調查顯示，內地千萬富翁們最喜愛的奢華品牌依次為寶馬、路易威登、平治。我開始有點擔心。

慎防災民變「政治送禮」受害者

(刊2008年7月8日信報)

上週末碰到一位香港大學高層，他半諷刺半憤怒地說：「特首宣佈統籌香港支援四川重建，已經有了初步成果: 百多名準備下週前往災區協助農村調查的大學生，被迫滯留在港，因為四川方面表示香港民間的救災重建活動，都必須經過特區政府審批，所以不敢接待。」

相信拖慢四川災後重建、減弱民間參與重建的熱情，都不會是曾特首的原意，可是誰也不能預料這會不會是特區政府出面統籌重建的「意外成果」。出現這種擔心的原因很簡單：特區政府過去支援境外災後重建的經驗是零。

特區政府雖然設有賑災基金，但是該基金一直自我設限，把範圍收縮至災後緊急支援；雖經民間人道組織多年來的催促，該基金一直拒絕支援災區或貧困地區的重建和發展工作。正因為過去特區政府這種固步自封、拒絕承擔國際社會道義責任的陝隘心態，今天不僅没有政府官員擁有災後重建的經驗，更連如何有效調配重建資金的經驗也付諸厥如。

正因如此，曾特首忽然以推動政治任務的高姿態來統籌全港對四川重建的支援，究竟對災民是禍是福?

防災重建的「蝴蝶效應」

災難促成改變，重建更可以成為進步的過程。不少國際經驗說明，在一場大災難後能夠牽動進步革新的「機會窗口」十分短暫，舊有體制和保守思維會像堰塞湖泄洪一樣迅速填補所有在大災難後帶來的制度真空，讓改革的希望成為泡影。

美國加州1989年發生大地震，揭示了很多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物非常脆弱。一羣加州柏克萊區的家長發現該區的16間學校中有7間對學生構成重大風險。他們組織起來進行調研和游說工作，在兩年後建議政府撥出一億六千萬美元推行「全面保障校舍安全計劃」。結果至今整個社區共花了三億六千萬美元重建所有柏克萊區學校，引證了防震安全並非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考驗整個社羣如何參與，如何調配資源，如何建立問責體制的挑戰。

不要少看這一羣柏克萊區的家長，他們對子女安全的關注，正好應驗了「蝴蝶效應」：一隻在亞馬遜森林振翅的蝴蝶足以誘發一場太平洋的風暴。就在他們第一次聚首商議的八年後，一場影響全美國的改革開始了。在1997年，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推行一項以社區為本的計劃，以減低災難發生時的損失。到了2000年，已經有250個社區和2500家企業參加計劃，與地方政府建立伙伴關係，找出高危黑點、評估災難風險、調動社會資源、提高防災意識。這種由下而上，強調持份者、特別是高風險受災者參與的防災重建計劃，已經引起了加拿大、新西蘭、土耳奇等國紛紛研究仿效。

切戒官僚和鏡頭主導

香港支援四川災後重建的工作，不應僅僅在於資金調撥和硬件建築，更應著重於專業支援和制度建設。

特區政府理應在重建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但首先應以謙卑的心態承認自身的不足，警惕不要墜入「官僚主導」和「鏡頭主導」的陷阱。香港大大小小的民間組織其實在過去個多月已經為重建工作建立了錯綜複雜的網絡 ─ 包括了香港團體之間的資訊網絡、與內地基層政府的協議、與內地民間組織的伙伴合作、與台灣賑災基金的經驗交流。這些社會資本對開展重建工作，特別是備受忽略、攝影鏡頭不能到達的農村地區和偏遠「非核心」受災縣非常重要。

特區政府沒有能力建立這些社會資本，但官僚的傲慢卻可以握殺這些社會資本，不但拖慢重建進度，更可能因為「鏡頭主導」的思維，使一些偏遠地區的災民得不到援手。

若曾特首願意拋開「政治送禮」的心態，現時有關支援金額是否應該訂於一百億元的爭拗實在可笑。以香港作為一個發達城市，厘訂援助金額的最佳指引莫過於聯合國的建議：將國民生產總值(GNP)的百份之0.7撥作對外援助基金。即使以經貿合作組織(OECD)成員國實際付出的平均數百份之0.25推算，香港在去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6749億元，因此應撥作對外援助的金額為42億元。假設其中一半撥作四川重建，而另一半撥作支援鄰近地區的賑災重建和滅貧之用，未來五年對四川重建的總撥款已達一百億元之數。

當務之急，特區政府應該廣邀所有本地人道組織召開「五一二重建圓桌會議」，讓專業力量和民間智慧牽頭，以災民福祉為重建規劃的核心。

政府的「幽靈公共空間」

(刊2008年7月1日明報)
幽靈，信則有，不信則無。

在上月底的立法會聽證會上，林鄭月娥局長失儀地指責社會人士對「幽靈公共空間」的投訴。自從政府被揭發與發展商一起炮製了遍佈全港的「幽靈公共空間」後，不但遲遲未有公佈1997年前與發展商閉門私訂的「幽靈公共空間」清單，更拒絕制定一套清晰的「公眾使用權行使準則」，使市民無所適從，小業主更大呼寃屈。究竟政府有甚麼不能見光的秘密？

經過仔細的法律研究，我們發現政府有三項政策經年累月違反了市民的期望，甚至有越權施政之嫌。

「逆主為客」：政府一直引導市民相信，即使在例如時代廣場、中環國金中心等由私人管理的公共空間，市民仍然有正當享用的「權利」。其實，在一個1999年DPP v. Jones 的法庭案例中，已判定公眾人士在被定義為「公共道路」的公共空間中只要不妨礙他人通過或製造滋擾，便享有不受干擾進行活動的權利。但在私人擁有和管理的公共空間，無論公契或地契都只是政府與發展商之間的協議，公眾人士只是「被容忍的過客」，隨時可被攆走而沒有任何能夠通過法律申張的「權利」可言。

例如在中環馬莎百貨對出的行人路，你隨時會一隻腳踏在擁有正當權利的公共空間，另一隻腳踏在按發展商喜惡而決定你去留的「幽靈公共空間」上。政府製造這些違反常識、踐踏市民權利的情况究竟還有多少？

「架空指引」：政府規劃署制訂的「城市設計指引」列明每位市民應享有兩平方米公共空間的目標，但是撇除了毫無保障的「幽靈公共空間」後，市民在這個城市能夠自由活動的空間還剩多少？政府違反自己制訂的指引，是否自欺欺民？

「越權審批」：建築物(規劃)條例第22條，准許政府向發展商批出額外的樓面面積，但只限於兩種情况 － 政府因擴濶街道而徵用土地，或發展商把建築物地盤在地面往後退入而賸空更多路面予公眾使用。我們發現，政府曾經將位於二、三樓室內，只供公眾走道之用的面積亦視作發展商的「恩賜」，向它們提供多倍的額外樓面面積，多賣多賺。政府應向公眾交待此舉是否有違反建築物條例，越權送禮之嫌。若果林鄭月娥局長只懂引用建築物條例第42條，表示建築事務監督有至高無上的酌情權，不但使人懷疑建築物條例是否形同虛設，更讓人聯想起三年前的嘉亨灣事件，被審計處質疑濫用酌情權，損害公眾利益的惡例。

希望林鄭月娥局長的失儀，不是因為給觸着痛處。

忽爾六月

(刊於CUP雜誌七月號)
六月，本來是愉快的月份，因我在六月出生，也最愛夏天; 自一九八九年起，六月，卻變了最傷心的月份。今年六月，格外的難過，所以，請容許我這篇文章一片混亂。發乎真心，不也正是品牌建設的精神…… (或許我在找藉口)。

默哀
五一二大地震後，幾乎所有人也曾為死難者默哀過，一次、兩次、三次。但是，在六月，有多少人為六四的死難者默哀? 有些人不能公開的默哀，有些人不敢公開的默哀，有些人覺得「冇着數」所以選擇失憶。

所以，讓我們在此默哀一分鐘。

是人是獸
覺得「冇着數」而選擇失憶，還不算最差勁。畢竟，香港人自小便給灌輸順民意識，性格不夠強的人，難以免疫。最差勁的，是為了「搵着數」而選擇不失憶甚至污衊大家的回憶。最近，有一名叫譚偉豪的港男，發放了一篇題為〈六月四日談堅持〉的文章，以「眾所週知，六月四日是一個談堅持的日子。但今年這日子對我個人來說，有特別的意義：我很榮幸……接過了……金章」起首，然而通篇與六四無關，只是不住的自吹自擂。聞說此人有意參加今年的立法會資訊科技界選舉，但觀乎IT界對此文的反感及對此人的聲討，我想他還是自行了斷算了，至少落得個乾淨。

踏着別人的屍體以求出位，譚偉豪，你很禽獸。

陳白露
對不起，禽或獸，其實也很有靈性的。六月四日，一如過去十多年，晚上穿起黑衣，與友人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但到維園之前，我趕着送了表現得很不對勁的老貓Lulu到獸醫處; 獸醫為她驗血，證實是急性腎衰竭，各項毒素的指數都高得連儀器也顯示不到，獸醫說「從未見過這樣差的病症，應是中了毒」。Lulu要留院吊鹽水兩天再驗血，看看毒素會否給沖淡。六月五日與六日，我都去過探望Lulu，她看來好像比初入院時精神，也願意喝水了，強行餵食也有吞下。六日，獸醫說傍晚驗血有結果後會打電話給我; 趕着外出開會的我便先行離去。

Lulu今年十歲，大概等於人類的五十多歲，嚴格來說還未算是老貓，應稱作中貓。從愛護動物協會把她領走的那天，她還不到半歲，瘦小兼一臉憂鬱，並不可愛，但不知何解還是帶了她回家。也許是因為她的綠眼睛，或是那個「求你帶我走吧」的表情。協會職員說她剛出生時大概受過虐待，是一名警察在街上撿到她，把她送到協會去的。帶她回家，為的是要替一歲半的暹羅貓旺財找個伴，省得旺財對我過份纏身。街貓就是街貓，沒多久Lulu已給養得肥肥白白，而且飛簷走壁身手不凡，智商也比旺財高得多，順理成章便反客為主的成了旺財的「大佬」(雖然兩個都是女的)。由於她實在聰明得有點奸狡，有一次我看完《日出》的dvd後，便給她起了個花名: 陳白露。陳白露是個曾經有理想的其後卻淪落風塵的交際花，最終在陰暗生活中等不到日出的一刻，以自殺來完成自我救贖。陳白露的英文名是Lulu。

六日傍晚，獸醫來電說驗血結果顯示Lulu情況毫無起色，腎臟已完全失去功能，救不活的了，我可以翌日早上去領她回家，與她多相處三兩天，但這樣會延長她的痛苦; 或是翌日早上為她打針「安樂死」。這是很殘酷的一個選擇。是幸運還是不幸? 結果我不用選擇。七日早上，正梳洗準備去獸醫院，卻接到獸醫來電說Lulu不行了。我急忙跑到獸醫院，只見Lulu躺在診症檯上，瞪着眼，右手還插着吊鹽水的喉管及纏着紅色崩帶。「她剛死了。很突然。」獸醫說。不可能吧，Lulu還瞪着綠色的眼睛。「你多跟她相處一會吧。」獸醫說; 然後關上門讓我跟Lulu靜靜相對。我把手放在Lulu身上，她的身體還是暖的，她一身褐色白色混雜的毛還是柔滑富光澤的。不可能吧。很久之後，我把手稍移，卻發現她的身體已冷; 剛才的溫暖，原來只是我的手的溫暖。再不忍，也只有離去。

十字軍
“Good to know (you’re still in the branding industry), guess the blood is still in us for the branding crusade!” 早幾天K大姐發了個facebook訊息給我。在facebook中重遇十一年沒見的K大姐，真是意外。她是台灣人，是從前駐上海的同事，我是出差時認識她的。她對我們後輩十分親切，所以我格外喜歡她。

K大姐以十字軍暗喻做品牌的，言重了。公元1095年至1275年的一百八十年裏，東西方在宗教的問題上，一共發生了八次的大戰，歷史上稱為十字軍東征。首次東征由隱修者彼得招募了數萬農民和武士，而主力則是各貴族統領的幾十萬軍隊，二者成功收復聖城耶路撒冷，建立了四個十字軍國。1147年，第二次十字軍從歐洲出發，卻遭慘敗; 1187年，回教徒打敗了十字軍，重新佔領耶路撒冷。第三次十字軍是英德法三國聯軍，但後來德軍撤回歐洲; 英法聯軍及後又發生糾紛，法軍撤回; 留下的英軍最終也得撤退，但成功爭取准許朝聖者自由前往聖城。在十三世紀還有五次的十字軍東征，結局是1291年回教徒攻破十字軍所佔領的最後一個城市埃克。這連綿的戰爭，使生靈塗炭，卻也令科學、數學、製紙、印刷、建築、商業和醫學傳入歐洲，暗地裏改變着西方的文化，埋下文藝復興的種子。

十字軍? 免了。說得再漂亮，殺人就是殺人。

犧牲「專業」的繞道

刊於信報2008年6月4日「專業眼」)

「若我們喜歡的話，可以把維多利亞港填平，然後再挖起。」上星期出席了一個有關政府填海政策的論壇，其中一位講者引述多年前一名官員的說話。論壇中的一眾講者，最少也有十年以上保護維港的「資歷」，亦即有十年以上與政府周旋的經驗。他們那天一張接著一張沮喪但不絕望的面孔，連同那官員「填平維港」的震撼言論，印證了又一個大衛與哥利亞的故事。

「凌駕需要」? 誰「凌駕」誰?
這威嚇要「填平維港」的哥利亞，卻原來在面對財團時，可以馬上變身侏儒。與長實合作於北角海旁興建酒店的福利置業，乃中華總商會名譽會長何世柱的家族公司，因指地盤受填海影響，早前向城規會提出反對，但不獲接納，遂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阻止建隧道方案提交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審批。酒店地盤位於北角油街15至17號，前身為福利貨倉，福利置業在05年6月獲批准改建酒店，已補地價9.42億元，與長實合作發展酒店，並承諾將臨海部分地皮興建文康旅遊設施，政府則保留將來擴闊東區走廊時使用該地的權利。政府的顧問曾就繞道工程提出「建天橋」和「建隧道」兩個建議; 共建維港委員會最後只採納隧道方案諮詢公眾。福利置業指，城規會沒有考慮填海較少的建天橋方案，違反《保護海港條例》，並指政府專家沒有證明填海有凌駕及迫切的需要。由於計劃中的淺水隧道出入口正處於酒店項目的臨海位置，福利置業指有二千多平方米地皮會被政府收回，項目未能根據批准圖則建停車位，最終可能因而不獲批入夥紙。

據媒體報導，政府仍在研究會否作出抗辯。但有官員私下表示，政府已因此而喊停所有與上述隧道有關的工程，甚至研究暫停整個中環灣仔繞道工程，打算在初期只建地面的配套路段。

若這官員的說話屬實，則政府一直以來堅持填海與「臨時填海」都有「淩駕需要」的理據豈非都不攻自破了? 政府當日以鐵腕手段拆毀天星與皇后碼頭的理據豈非都是謊言? 若政府真心相信興建中環灣仔繞道是解決交通擠塞的唯一辦法，為甚麼要因為一個財團的幾個停車位，而犧牲七百萬市民的利益? 難道政府施政的最高準則，就是財團的面色? 是因為財團才是特首的選民而市民不是特首的選民嗎?

我們希望政府盡快與財團達成協議，以免把影響廣大市民的工程一拖再拖; 亦鼓勵財團應以公眾利益為大前提，畢竟做生意不是朝夕的事，幾個停車位難道比品牌與商譽更值錢?

沒有道德算不算專業
更讓人憂心的，是專業人士在海濱與城市規劃等關係到社會整體長遠利益的事件中，到底擔當甚麼責任(我不想說「角色」，因這不是在演戲)。香港規劃師學會於五月廿三日致規劃署的中環海濱設計意見書中，以高度讚美政府的諮詢文件為起首，說「本學會是十分滿意」; 之後的段落中，學會就功能佈局與具體用地提出了另外八點建議，理據是「主流意見」如此，但沒有解釋這「主流意見」到底如何得出。我們要質疑的是，既然學會有多項與政府主張不同的建議，為甚麼要在文首急不及待的說「本學會是十分滿意」如此諂媚? 如果你已「十分滿意」的話政府還要不要聽你的八點建議? 說那八點建議基於「主流意見」，但它是源自一個嚴謹的業內民調還只是學會委員會的意見? 建議又為甚麼只是基於「意見」而非基於科學化的、專業的評核? 尤甚值得關注的是，意見書說「主流意見是支持八號用地的概念A的安排，把舊皇后碼頭的功能再活現於社會。並希望在皇后碼頭的舊址範圍，設置紀念雕塑或用地，讓歷史的足跡意識上可以在原址留下來」，這與他們當天贊成原址保留皇后碼頭的意見完全矛盾，作為一個「專業學會」他們實在有責任向公眾解釋前言不對後語的理據。

如此水平的意見書，不應出自一個我們一向尊敬的專業學會之手，難怪好幾位正氣的規劃師朋友大呼尷尬。專業人士之所以被稱為「專業」，在於說出事實真相，在於遵守普世道德與價值。如果披着「專業」的羊皮，幫着政府說謊，令市民受害以自肥，這與二次大戰時技術一流地做着活人實驗的納粹與日軍醫生沒有分別。你不會願意稱他們為「專業」。

如果政府遇到財團即彎腰，如果專業人士遇到政府即彎腰，香港的前途在哪裏? 你願意留下這樣的社會給下一代嗎?

貪慕虛榮的熱血青年

(Photo:4Gats/Lonely Planet/National Geographic)

(刊於08年6月CUP雜誌)

「為甚麼你會幹品牌這一行的?」

「有問題嗎?」我邊喝着那淡得過份的sangria邊問 ─ 是問還算是答呢? 朋友的問題這麼突如其來，我條件反射之下如此回應。那是一家翌日就要關門大吉的西班牙餐廳; 知道它要結業了，便與朋友來試試。那sangria真有點掃興。

「你知道這餐廳的死亡原因嗎? 單看它的食物大概還不至於此，但問題是它定位很不清晰。它開在這條小橫街，令它不敢走高級路線，所以裝修有點港式，服務也有點港式。但它又不是走平價路線，便宜得會令顧客甘心將要求調低。結果自然是令客人無所適從，令自己做不下去。若它挪過一點，開在數條街以外的和昌大押旁邊，調整路線，命運會完全不同。」職業病又發作了。

「唔…… 那為甚麼你會幹品牌這一行的? 我的意思是，這一行是你本來的選擇嗎?」牛肉與鴨腿兩款tapas，味道還不錯。

「那只是一個又一個的偶然，好像誤打誤撞便走到今天。本科讀的是工商管理，畢業時亂石投林甚麼工也投考; 結果我有興趣的公司對我都沒有興趣，只有McCann Erickson給我聘書，便『誤墮』廣告界。那時候的McCann Erickson中國部，與設在銅鑼灣新寧大廈的巨型香港部割裂，孤苦伶仃的瑟縮在旁邊嘉蘭中心的一個小單位，總共才只有幾名員工。四年間按行業文化跳槽又跳槽，直到有一天，在公司工作至午夜時，耳際響起一把聲音:『你拼死的日捱夜捱幹嗎? 你做的，對這個世界一點好處都沒有!』第二天便遞了辭職信。」

「然後呢?」接着上桌的paella，很普通，在那很不西班牙的背景音樂中顯得更窘。

「還沒有來得及多想前路問題，我的客戶『藍血可樂』便抓了我過去幫忙。其中一個任務是協助他們把中國市務部移到上海去。完成後，老闆問我要不要把自己也移到上海，繼續藍血下去，我自然是不願意了 ─ 在那個出差到大陸還有hardship allowance的年代。『對世界一點好處都沒有』的問題仍未找到答案，有朋友告訴我『二弟銀行』急着找人做企業傳訊，叫我試試看，這樣便一做三年，才轉投現在的公司，兜兜轉轉還是在做品牌。」

「一邊的你是一個修讀中國文學的熱血青年，一邊的你卻在做着品牌建設這樣最鼓勵浪費最教人貪慕虛榮的工作，都說你很複雜。」

「虛榮? 不是虛榮，而是虛幻。第二家工作的廣告公司，那時還好歹是一家4A’s，數年前卻從地球上消失了，那老闆也死了。第三家工作的廣告公司，那時座落太古城; 現在那幢大廈早給拆掉了，每次經過那兒，看不見舊時虛擲了幾許青春的地方，彷彿那些年月從來不曾存在過，那些工作至深夜的集體牢騷從來不曾存在過，那些與創作部性格巨星的刀來劍往從來不曾存在過，那些與客戶的電話火併從來不曾存在過，那張貼在辦公室牆上、教我哭了一夜的『西裝部不如低薪妓女』的剪報也從來不曾存在過。『藍血可樂』在香港幾乎消失了;『二弟銀行』的顏色一變再變，當年的美女老闆早轉投『大哥銀行』去了。那幾年的光景，虛幻得像發生在寒武紀的故事，或是《聊齋》裏那些書生一覺醒來才驚覺已煙消雲散的『昨夜的瓊樓玉宇』。」

點了咖啡，端上來時另附一小瓶牛奶。記得到西班牙的第一天，在咖啡店買咖啡時不知道人家是不會自動附上牛奶的，那賣咖啡的老伯又不懂英語，我說了老半天他還搞不清我要加牛奶，結果我被迫喝了一杯超濃黑咖啡，苦不堪言; 之後第一時間找人問「加奶」怎麼說，啊，con leche，心想別的西班牙語可以不懂，這句不可以不懂，否則未來幾天怎過……。

「何以說得那麼無奈呢? 結果你不只是繼續做品牌還要教書也在教品牌 ─ 即是說你是真的喜歡這行業了?」

「要做便做得最專業吧，否則便是浪費時間。我是這樣相信的。不能說品牌建設是『最鼓勵浪費最教人貪慕虛榮』，如果所有品牌 ─ 包括商品品牌、服務品牌、人物品牌、國家品牌、城市品牌 ─ 都能拿出真心做好品牌建設的話，就是說大家都在不斷的自我完善，這個世界便會變得很美好。教書嘛，最初只是朋友找我幫忙; 一路教下來，才發現它的最大好處，正是透過重新整理所學所知與經驗，為自己搞清楚品牌建設的真正意義，為自己袪除『對世界一點好處都沒有』的心魔。也是一個誤打誤撞。」

不知道朋友是否明白我在說甚麼，還是仍然覺得我很人格分裂。也許下一次找一家好一點的餐廳，他會理解得好一點。

至少讓孩子安全 -- 無國界工程師

(蘋果--孩子還拿着筆!/路透社/蘋果/美聯社/路透社--天怒人怨!)

(刊於08年5月20日信報)
「每晚睡前我都會去看小女兒一眼，看她睡得可安穩；她睡着了還是蹬手蹬腳的，但表情總是很安恬。早兩天報上登了一張照片，一家倒塌學校的瓦礫中找到幾個小學生，全死了，但看來就像睡着一樣……。我受不了。」一位工程師朋友，在四川大地震後這樣告訴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看到小孩子受難，誰不心如刀割?

五月十二日下午，四川發生黎克特制八級大地震，災區範圍廣達十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一百個香港的面積。至執筆時死亡人數已增至三萬二千多人，二十二萬人受傷，估計已被埋的失蹤人口無數，最終的遇難者數目恐怕以倍計。專家估計三分之一的死者是兒童。大家難免會將今次地震跟三十二年前死了二十四萬人的唐山大地震相提並論; 三十二年過去了，天災仍然難測，但人禍難道不可免嗎? 我們無法知道下一次的大地震何時再臨這片苦難大地，但在傷痛之餘我們是否應該吸取教訓，讓同胞特別是孩子們不再受蹂躪?

誰來守護孩子?
在都江堰河邊一幢倒塌的民房，救援人員挖掘出一名年輕媽媽與幾個月大的嬰兒。母親已死，但懷中女嬰仍平安無恙在吃着母乳 ─ 女嬰正是靠死去的媽媽的乳液與保護存活下來。不遠處的災場，搶救人員發現一名女子屍體，她雙手扶地撐着身體，身下是一名三個月大、正安詳入睡的男嬰; 他身邊放了一部手機，屏幕上顯示着母親留給孩子的遺言：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記住我愛你。天下間哪個母親不是這樣拼死的守護自己的孩子? 在母親懷中的孩子哪個不是這樣的安全?

但當孩子不在母親身邊，例如上學去了，誰來守護他們? 孩子就像一個一個的麵粉團，毫無自我保護的能力，所以我們當然期望代為看守孩子的人與場所，都至少可以確保孩子的安全。這是最基本最合理的期望，也可說是一種契約。在文明社會，例如香港，我們從來想也沒有想過學校建築是會不安全的; 但原來學校建築安全並非必然。據最新統計，四川大地震中近七千間學校倒塌，而且大部分是徹徹底底的塌至體無完膚，以致無數師生慘被活埋。雖然按《中國建設部建築抗震設防分類標準》，成都至北川一帶的建築物必須能抵禦七度烈度的地震，而根據2004年頒佈的最新標準，教育建築中人數較多的幼兒園與小學屬於乙類，應較一般標準高一度，即達到抗震設防烈度八度的要求; 但今次地震在農村和偏遠縣鎮造成大傷亡，一方面是由於標準不夠高而震央地區的烈度已超出設計的承受極限，另一方面亦反映當局對廣泛地區的建築安全疏於監管。中央也不排除當中涉及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豆腐渣教學樓的問題包括樓頂不用鋼筋水泥灌注而非法改用預製板、石屎中的鋼筋不合標準、牆身和每層樓地板接位有縫口、校舍違反建築條例樓高超過五層等等。活埋了近千師生的都江堰聚源中學，樓高五層的校舍在地震中整幢倒塌，連正在營救被困學生的國家地震局救援人員，也忍不住狠批校舍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指建造者要為死傷者負責。中央已表明，救災完結後將嚴肅查處。

「無國界工程師」人道支援
僥倖逃過大難的孩子，社會有責任讓他們好好活下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盡快重新上學，在學習與群體生活中慢慢治癒心靈創傷。但我們更關心的是新建的學校必須要安全，尤其在貧窮落後的地區。因此「公共專業聯盟」與「普選工程連線」正積極籌備在本港成立人道組織「無國界工程師」，招募有心的義務工程師和專業人士，聯同苗圃行動等機構參與重建農村學校，並支援其他組織的人道工作。「無國界工程師」參考世界各地的相關組織，讓本港工程師可利用專業知識，直接參與救災與重建，長遠改變災區學童的命運，開拓人道工作的新一頁。「無國界工程師」將朝着四大目標進發：一) 建立人道工程師和專業人員名冊；二) 向人道組織就救災及重建提供工程及技術支持；三) 支援貧困地區滅貧發展工作；四) 提升工程界對救災和對貧困地區支援發展的能力。

在天災面前，人力何等渺小，但是，路還得走下去。所以在上週日舉行的「無國界工程師」第一次籌備會議，四十名工程師和建築師懷著謙卑的心情走在一起。香港的專業人士，能否多走一步，讓更多同胞免於苦難?

報導說，災區連日不斷傳來的鞭炮聲，是當地習俗，示意從廢墟中挖出的屍體被親人認領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聽到的，是重建的農村學校落成日所燃放的鞭炮聲。

你想飛到哪裏去?

(刊5月號CUP)
上星期，在梁文道的節目中談到最近的「東航自毀品牌事件」。

3月31日至4月1日，東方航空二十一班從昆明飛出的航班 (即總數223架飛機的近一成)，飛抵目的地上空後，機長聲稱「氣象原因」不適合降落，便載着乘客原機飛返昆明。東航雲南分公司的機司向傳媒透露，這是部份機司不滿工作待遇而採取的工業行動; 但東航多名負責人第一時間堅決否認，聲稱班機返航純粹是天氣原因，既是意外也是巧合。直至事發後一周，即4月7日，民航局公佈初步調查結果後，東航終於改口承認部份班機返航和天氣無關，並勒令有關機司停飛，兩名分公司負責人被停職。東航還舉行了一場「員工職業操守誓師大會」，向社會保證「誠實守信，竭誠為旅客提供優質服務」。

醜女面上的脂粉
都說品牌建設等於一段關係的建立，跟一對情人的關係一樣，只能築於誠信之上，即是不能說謊、不能違反受眾與普世的價值觀與道德觀。在東航管理層矢口否認工業行動的那一刻，品牌已給自毀一半; 整整七日後給人家踢爆了才灰頭土臉的認罪，品牌再給毀掉四分之一; 強迫員工在風吹雨打中前後三行一字排開的朗讀甚麼宣言，更是把全世界都當白癡了，品牌餘下的四分之一再給毀掉，點滴無存。有怎麼樣的管理層就有怎麼樣的公司文化，有怎麼樣的公司文化就有怎麼樣的員工，就有怎麼樣的品牌。品牌從來不是飄在半空中的幻影，不是浮在水面的泡沫，更不能是醜女面上那層厚厚的廉價脂粉，而是公司歷史、公司願景、公司文化、管理層、員工、產品、服務等等的真實再現。是經年累月的努力，是上下一心的打拼，是真心實意的自我完善。

一字記之曰「沽」
不是要將品牌建設偉大化，但這確是事實 ─ 在這愈來愈透明而受眾也愈來愈聰明的商業世界，品牌建設與「企業管治」已不能分割。這次「自毀品牌事件」，暴露了東航企業管治之不濟，也就正正解釋了她何以業績持續見紅: 2005年除稅前虧損5.77億元人民幣，2006年虧損36.16億; 2007年賬面上賺了2.68億，像是由虧轉盈好不厲害，但這所謂盈利其實只是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匯兌收益，若扣除此大筆匯兌收益，則去年業務實際錄得十億元的虧損。難怪大行如瑞信與美林都建議沽售。小股民的沽售行動對公司影響倒還不算太大，但大投資者的決定呢? 新加坡航空夥同淡馬錫財團去年曾有意入股24%，但相信現在他們或要三思，若非有極大的折讓恐怕也難重提交易。相比機司的待遇要求，那是多少萬倍的損失? 這條數到底管理層是怎樣計算的?

小股民也好，大投資者也好，不喜歡的話不買她就是了，反正選擇多的是。但乘客卻未必有選擇。國內的航空業並不開放，而東航是三大之一，在上海更是龍頭，乘客要飛的話可能真是沒有選擇的餘地，近四千萬人(次)只能乖乖把性命交到她手上，然後由上機的一刻便一直祈禱直到安全下機。品牌建設的大前提之一是要有真正的受眾而受眾真正有選擇; 在東航的個案中，真正的受眾不知是誰(管理層心中的受眾是政府還是乘客?)而乘客沒有真正的選擇。那試問品牌建設從何談起?

拖累國家品牌
東航事件無可避免地也影響到國家品牌。世人會想: 是怎麼樣的社會怎麼樣的國家，會教養出這種野蠻的公司、野蠻的管理層與野蠻的員工? 連上市公司都如此違反普世價值與常理、視人命如草芥的話，在其他看不見的角落，又正在發生怎麼樣的事? 人家難免又會馬上聯想起近日的西藏抗議與奧運聖火傳遞的「藍衣惡霸丟架事件」，那中國政府就算如報導所說，聘用國際公關公司在奧運開幕前修補(repair)形象，終究也徒勞無功。

國家之所以需要品牌建設，一是希望人民可享有高質素的生活，二是希望吸引其他國家的遊客、傳媒、投資者、高質素移民。兩者加起來，終極目標是令國家於環球競爭中可持續發展，免於末落。「修補形象」以令單一活動(奧運)好看一點，並非品牌建設的存在理由。

東航要飛到哪裏去，我們的國家要飛到哪裏去，在乎主事者的心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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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1)上一期的《杜麗娘的501與Prada》一文中竟給貼上了一張544的照片。天啊，為甚麼是544而不是501? 雖然一般女孩子穿flare或boot cut的544比穿501要好看，但杜麗娘有杜麗娘的堅持。看後我沮喪了老半天。特此代杜麗娘向編輯大人抗議。
(2)看了《杜》文後，有朋友怪責「你為甚麼沒有寫她穿甚麼上衣」，有問「她愛到甚麼餐廳」的，有說「斑點狗更適合她」的，更有朋友開了這麼一張清單:「內衣: Agent Provocateur(吓?!?!); 外衣: 購自倫敦的跳蚤市場; 護膚品: Kiehl's; 波鞋: Nike(bingo!)」。謝謝大家的創意。

城市品牌建設與關東糖

(刊於08年4月9日信報)
「真實的北京正在消失，連一塊關東糖都保不住了。」從北京新鮮出爐的國際機場接我往酒店的司機小甄，邊駕駛邊慨嘆，說北京天天都有新的高樓大廈「從天而降」，但代價是傳統文化與精神面貌一一給連根拔掉。小甄告訴我，他心愛的關東糖又稱飴餳，其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一千年; 這糖堅硬無比，吃時須用菜刀劈開，質感重中有細 ─ 像極北京人的傳統個性。關東糖是農曆十二月廿三、廿四日祭竈的祭品之一; 竈指灶神，相傳玉帝派他監察每戶行止，從而決定各人禍福，故可說是「特務」的一種; 百姓以關東糖祭竈，是希望竈君「不要亂說話」。今時今日，卻已買不到關東糖了。

不是形象工程
上星期到了北京一趟，為組織部給北京官員舉辦的五天工作坊主講一節城市品牌建設。講題是「品牌建設: 不是形象工程」，開宗明義要學員們理解城市品牌建設的終極目的。城市品牌建設，跟一般商業及人物品牌建設原理相同，意即以「跟競爭對手清晰區分」為方法，與受眾建立「真摰、牢固、恆久不變、無可替代、不容剽竊的關係」; 能做到這點，則品牌可以超越時間、超越受眾客觀條件的改變(如年紀、收入、身份、閱歷)、超越產品特質(如品質、技術、包裝)、超越偶發過失、超越價錢、超越人事變動、激發內部力量。

既然有這麼多的好處，每個城市自然都應該做品牌建設。但首先一個城市必須要符合一系列的大前提: (一) 品質良好(不好的便要馬上改善); (二) 與時並進; (三) 恪守誠信(不能說謊、不能違反受眾的/普世的價值觀與道德); (四) 品牌「人格」表裏如一、前後如一; (五) 要有真正的受眾而受眾真正有選擇。做不到這幾點，則城市品牌建設無從談起。

北京不單是一個城市。作為首都，世人自然把她與中國政府畫上等號，亦即城市品牌無可避免與政府品牌掛鉤，令北京建設城市品牌增加了難度。看看日前《金融時報》指中國政府由於對國際傳媒的報道、特別是全球為西藏抗議所作的聲援感到憤怒，故會聘用國際公關公司，在北京奧運開幕前修補(repair)形象，便能理解。但若只把心思放在表面的「形象修補」上，將無異於皮相化妝，終究也徒勞無功。美國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已取代了北韓成為美國人眼中「美國最大敵人」的第三位，皮相化妝恐怕幫不上忙。

可持續發展已成普世潮流
在講課後的討論中，學員的熱心投入與着緊令我不無感慨。他們有問「奧運能否幫助北京建好城市品牌」的，有問「城市品牌應建構於新的東西還是舊的東西之上」的，有指出「一個城市不把可持續發展放在首位的話只有死路一條」的，更有激動表示「老百姓的福祉是唯一依歸」的。

他們說得好。城市之所以需要品牌建設，一是希望對內凝聚，令城市的組成部分 — 市民 — 可享有高質素的生活，從而樂於成為品牌的一部分與持續推動者; 二是希望對外吸引其他城市及國家的遊客、傳媒、投資者、高質素移民。兩者加起來，終極目標是令城市於環球競爭中可持續發展，免於末落。試問一個沒有市民願意生活下去的城市，如何持續發展?

我難免想到香港。香港市民早已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所以近年愈來愈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對照之下，也學會把「城市品牌」掛口邊的香港政府卻無視世界大潮，選擇往後退。世界大潮是甚麼? 去年的「全球最宜居住城市選舉」，評審指標為: 歷史文化遺產保育、環保、社區可持續性、健康生活模式、未來規劃。香港政府卻以「親疏有別」為第一考慮，故意把社會上提出的無數良好建議都拋到垃圾桶，把香港最珍貴的公平原則肆無忌憚的踐踏。月前政府給揭發五年來低估了空氣污染物基數五成，是為誠信問題一例; 近日的懷疑官商攜手「掠奪公共空間」事件，又是一例。這就難怪連科索沃這個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五、近四成人口每天收入不足十八港元的貧窮小國，於去年底的前途談判中，也斷然拒絕塞爾維亞提出的「以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管治」。人家的白眼，能否成為港人求變的動力?

回港後，發了個電郵給小甄:「正如杏仁餅(mazapán)可以成為西班牙杜麗多城市品牌的一部分，我相信有一天你會找到關東糖。記得留一塊給我!」

五四四

(上)白先勇的杜麗娘 (中)白雪仙飾演杜麗娘 (下)梅蘭芳飾演杜麗娘

很累的一天. 大早陪客戶到新界拍電視節目, 在那雨粉中爬了好一段山路, 經過數十個山墳, 不算是愉快的經驗. 中午堅持要到銅鑼灣翔太去, 吃了一大碟壽司以補償補償. 然後, 在街頭翻閱剛買的CUP, 看看文章出得怎麼樣 -- 卻見到我的 "杜麗娘的501與PRADA" 一文中竟給貼上了一張544的照片! 天啊, 為甚麼是544而不是501? 我沮喪得說不出話來. 然後一直工作至11時. 回家路上雨粉依然. 回家後還得與客戶gmail chat去鼓勵其士氣與調校心態. 沮喪啊, 都怪那張544.

杜麗娘的501與Prada

(刊於08年4月號CUP雜誌)
如果杜麗娘活在今天的香港, 會是怎樣的一個女子?

杜麗娘那奼紫嫣紅的牡丹亭故事, 是從小聽到大的了, 但一直沒甚麼感覺, 絕不像對《紅樓夢》的一見傾心不能自拔。直到三年前的一天, 正在上明朝戲曲的課, 我的一雙耳在聽老師講解, 眼睛自顧自的看着書中〈尋夢〉的一齣, 看到杜麗娘正幽幽的唱着「似這等花花草草由人戀, 生生死死隨人願, 便酸酸楚楚無人怨……」(江兒水)。我似聽到杜麗娘年輕美麗的歌聲, 我其實聽到湯顯祖遲暮沙啞的歌聲。在一個不自由的時代唱出的自由歌聲。就在那百分之一秒間, 我感到心臟抽搐了一下, 然後, 眼淚不受控的掉下。為免嚇壞老師, 以為我會像杭州女伶商小玲一般, 演出《牡丹亭》時唱畢這曲即肝摧心碎, 倚地氣絕而死, 我忙低下頭來抹眼淚。從此, 像按了按鈕一般, 愛上了《牡丹亭》。說得準確一點, 是愛上了湯顯祖與他的化身杜麗娘。

品牌是消費者的個性投射 ─ 包括已有的個性, 更包括未能實現的、最真實的、最原始的潛藏個性。一個人使用甚麼品牌, 既是「同『性』相吸」(品牌只會吸引個性相同的人, 或人只會使用與己個性相同的品牌), 同時也像你在Facebook自己Profile一頁中展示你加入了甚麼group、支持甚麼cause、正看甚麼書、喜歡甚麼車、誰是top friends、甚至top friends的裝飾外框究竟是用奧巴馬的一款還是希拉利的一款。所以, 我常想: 徹頭徹尾現代氣的杜麗娘若活在今天, 她會是使用甚麼品牌的一個女子? (我不會想現代版林黛玉會是怎樣的, 因為她絕對outdated, 頂多活到三十年代便要死掉。)

Stay True!
杜麗娘愛穿着誕生於1873的Levi’s 501 (那是湯顯祖死後256年), 每天在大學校園裏昂首闊步來去如風。身高五呎八吋卻只有109磅的她, 501穿得好看自是沒話說的, 教你覺得「牛仔褲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啊」。她的直長黑髮也極配合501。她是天天的穿, 只是有時是淺藍色, 有時是半深不淺洗水藍, 有時是深藍色, 也有灰黑的。倒沒見過她穿其他牌子的牛仔褲, 準確一點是沒有見過她穿其他的裙或褲 ─ 這麼的一往無悔, 杜麗娘就是杜麗娘。她說:「你沒看到牛仔褲背後腰帶位置的Two Horse Patch雙馬印章嗎, 從1886年起所有Levi’s都釘上了這印章, 上面有兩匹馬正試圖將一條Levi’s撕開, 而這野蠻注定徒勞無功, 因為打上鉚釘的Levi’s超級強韌啊! 我就是愛看那兩匹馬的沮喪模樣。」我知道, 她愛的其實是Levi’s的實在、純粹、斬釘截鐵的德國精神 (始創人Loeb Strauss是三藩市的德國移民) 與自由自主開天闢地的美國精神, 與501不遮不掩的 “Stay True” 宣言。你知道, 杜麗娘走入地府挑戰十地閻羅王殿下那胡判官時, 必然是穿着501, 就如六十年代美國青年穿着501出席胡士托與反政府示威, 也像1989年的德國青年穿着501推倒罪孽深重的柏林圍牆 (可憐我們89年的北京學生一定不是穿着501, 因為他們實在太窮了, 窮得甚麼也沒有, 只有命一條)。今天的湯顯祖必然也是穿着501, 因他的人生信條是不惜代價堅持要做「真人」, 這解釋了他為何要創作《牡丹亭》並把理想寄託於「真人」杜麗娘身上。Stay True的心, 隔世連軌, 異域同途。

愛好是天然
但這不等於杜麗娘不愛美。她正是被花園裏的春光之美開啟了給禮教封閉的心靈,才驚覺自己從來沒有真正活過。所以往後的驚濤駭浪刀山火海, 都源於「美」一字。一個人必先要極愛自己, 才知道自由的可貴, 因他明白「無人可比我更好地掌握我的命運」; 而杜麗娘若非愛自己到了極致, 也不會幻想一個柳夢梅出來, 作為自己追求自由的媒介。所以湯顯祖特別以杜麗娘的愛惜自己的美貌來帶出她極愛自己這一點 ─ 這亦呼應着《牡丹亭》的藍本、宋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的「慕色」。你看她在〈驚夢〉中對自己的美有如此的深情妙賞:「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 艷晶晶花簪八寶填, 可知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醉扶歸)。這「愛好」的意思是鍾愛美麗的東西。

愛美麗的杜麗娘, 除了天天穿着501外, 也天天背着Prada肩袋。她愛Prada的聰明漂亮、不浮誇、不說廢話、藏於細節的品味、女中有男的撲朔迷離, 最重要的是那一點點的「童真」。你可知道, 湯顯祖信奉的左派王學, 主張的重要思想之一正是「童心」。不過「童真」這回事放到身上, 真是要拿捏得準確, 多一分便變了白癡。一週七天, 杜麗娘輪流背着七個Prada肩袋, 三個黑色的, 還有啡色的、米色的、橙色的與粉紅的。不管春秋, 不分晝夜, 從來都是那七個Prada肩袋。她對肩袋的態度倒也很隨心, 總是塞滿了書報、麵包、樽裝水與大堆雜物, 也總是隨意掉在地上。

細看七個肩袋, 那幾個皮製的, 挽帶都有被咬過的痕跡, 她說:「我的貓不知怎的, 都愛咬我的肩袋; 或許下一次我應該改養狗。」我想, 她養的會是西伯利亞雪橇狗。藍眼睛的。

(相片:青春版牡丹亭)

人物品牌信望愛

(刊於08年3月號CUP雜誌)
這陣子聽到一些美國朋友在嚷:「奧巴馬好型呀! 我一定投俾佢，可以嘅話我想投兩票添!」又聽到一些台灣朋友在嚷:「你嚟台灣睇大選啦! 我哋一齊去同馬英九影相!」

不要以為說話的都是女孩子。堂堂男子如此嚷的，肉緊程度不亞於女孩子。我不識趣地問:「奧巴馬嘅政綱同希拉利有咩唔同?」、「馬英九今次有咩突破?」他們的答案總是理直氣壯的「唔知!」

他們的「唔知」不足為怪。一般選民作投票決定時，常會處於如此的「唔知」狀態。這不是無知，反而很合理。去年到台北看選舉時，藍綠陣營的資深選舉策略人員都異口同聲的說: 選舉是搞煽動，不是講道理、不是搞辯論、不是打官司。這句話真是一矢中的。聽起來很土包子，但其背後包含了一連串的道理:

(一) 假設最後是一對一的選戰，兩人的言行政綱也沒有犯大錯，則通常各有三成鐵票，剩下的四成游離票便成了勝負關鍵;
(二) 鐵票選民中，一部分已理解及認同你的理念與政綱，另一部分雖不太理解你的理念，但基於千奇百怪的原因，已一往無悔的愛着你，所以你不須再去向他們講大道理，反而應以真情去進一步鞏固這段關係;
(三) 游離選民中，一部分是知道你的理念但那理念打動不到他的心 (雖然他沒有立即投向你的對手)，所以你還是要動之以情; 一部分是不知道你的理念，原因可能是他的個人限制 (例如教育、經驗、理解力)，又或是他接收訊息的渠道受阻 (例如有很多選民告訴我: 每天只有數分鐘時間閱報，只夠看大標題; 或只有空看幾分鐘的晚間新聞)，那你更不能長篇大論的講道理。
(四) 由於這種種限制，游離選民對你不熟悉，因此會以他接收到的非常有限訊息，去「想像」一個你。在這個「想像」的過程中，他會基於個人經驗及邏輯去天馬行空的無限演繹，自我催眠，然後深信這個就是你。這很合理，很合乎他的世界的道理，也完全合乎我們所信奉的「傳訊理論」中的「受眾總在無限噪音的干擾中接收訊息與解碼」。你的責任是以最簡單、直接的訊息，直攻他的心，讓他可以無偏差的去「解碼」，去還原一個理想的你。
五) 這個「直攻心臟」，就是藍綠選舉策略員所說的「煽動」，近乎我們做品牌建設的所信奉的第一真理: 與受眾建立一段真摰、牢固、恆久不變、無可替代、不容剽竊的關係。

千奇百怪 無理之理
在一次選舉後，有選民一臉不悅的告訴我:「有次喺街頭同佢握手，佢隻手軟棉棉咁; 最憎人握手握得咁冇誠意!」結果她投了對手候選人一票，雖然她不知道那對手候選人的政綱與為人如何。在另一次選舉後，有選民向我解釋她的投票決定:「佢應該係一個好人。有次佢落區，我近距離見到佢望住太太嘅眼神好深情。咁嘅人一定唔壞得去邊。」在台灣的一個選舉中，一名缺乏經費的候選人，天天大早跑到街市去，對着師奶阿叔大嬸公公婆婆大唱《愛拼才會贏》，跑遍所有街市，結果勝出了。這些都印證了上述的幾個道理 ─ 選民自有他自己的一套邏輯，候選人以真心誠意做好品牌建設最重要。

奧巴馬是個好例子。《紐約時報》專欄作家Paul Krugman說 "the Obama campaign seems dangerously close to becoming a cult of personality" (奧巴馬競選工程直逼個人教派)。即是說，一切已昇華為「信、望、愛」。MSNBC記者Chris Matthews聽了奧巴馬一次初選勝利後的精彩演說，甚至說 "I felt this thrill going up my leg"。這些，是苦口婆心講道理講得來的嗎? 是弄虛作假招得來的嗎?

誠信乃關鍵
品牌建設的其中一個大關鍵，就是誠信。無論是產品品牌、服務品牌還是人物品牌，都一定要有誠信。做產品品牌的，不能賣劣質貨與假貨給顧客; 做服務品牌的，不能向顧客作虛假的服務承諾; 做人物品牌的，不能說謊。否則，與受眾的關係無從建立，品牌亦無從建設。一般受眾都是有包容心的，但也不笨，他們可以原諒偶發的錯誤，但不能接受被人當傻子來欺騙。

早前藝人鍾欣桐就鬧哄哄的淫照事件出來開記招發聲明。事後有公關員作評論，說她有勇氣出來面對公眾，已是「很成功地處理了一個危機」。有記者朋友來電叫我從品牌的角度去分析一下，我則說: 從品牌建設的角度看，她的這個記招十分災難性，因為她的聲明反映她沒有真誠反省與悔過，反映她無心去修補與受眾的關係。記招後坊間反應之差，自在意料之中。

相比之下，奧巴馬又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去年十一月他探訪高中生，被問及他高中時代的生活時，回答的很率直：我得向你承認，那時我是個懶散的傢伙; 我當時喝酒還吸毒，包括大麻與可卡因; 直到上了大學，我才意識到自己浪費了很多時間，才開始有社會正義感。這所以選民願意原諒他，還讓他至今已連勝十場初選。

一切，都建基於誠信。

「你前跑‧我後退」的空氣質素

(刊於08年2月19日信報「專業眼」)
週末到父母家吃飯，電視正預告翌日舉行的一年一度香港國際馬拉松比賽。老爹有感而發說:「也很多年沒有參加了。」

「為甚麼?」我的目光溜到了他背後的飾櫃，那裏密密麻麻放了數十個長跑與馬拉松獎盃。對，老爹從前是長跑好手。「空氣太差了; 我不想像前年那個跑手一樣上報紙頭條。」老爹的記性比我好。2006年的香港國際馬拉松比賽中，一名選手死亡，五千多人不適。專家相信慘劇與當日十分嚴重的空氣污染有關 ─ 路邊空氣污染指數超過140，二氧化氮及二氧化硫的最高濃度較全年平均數超出5.3倍及17.9倍。

天天染紅 治標不治本

若按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剛剛向政府提交的「更佳空氣質素社會參與過程報告」的建議，「高度空氣污染」的日子將被標示為「紅色警號日」，大型戶外活動應取消，則2006年的慘劇或可避免，而去年比賽中逾六千跑手不適的丟臉記錄也不用出現。這個建議本質上是好的。但深入一點想，香港「紅色警號日」恐怕多的是，則戶外活動動輒被取消，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與民生困擾有多嚴重? 臨時取消一個國際馬拉松，牽涉的損失恐怕也以億元計，而且隨時又登上國際大報刊的頭條，令港人一再蒙羞。就算以純本地活動而言，例如賽馬，06/07投注額達六百四十億港元，假設有四分之一的賽事因「紅色警號日」而取消，牽涉的損失已是天文數字了。更基本的問題是，政府因循死抱多年的空氣質素指標遠較國際標準(06年世衛指標)寬鬆，所以顏色警示系統根本不能反映實際污染程度。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另一重點，是促請政府盡快在交通擠塞的地區實施電子道路收費，向高污染的車輛徵收全費，較環保的車輛和公共服務車輛等則減收，以期減少路邊廢氣。這個建議本質上非常好; 其實運輸局也正就電子道路收費進行可行性研究。但吊詭的是，為甚麼一個關於減少空氣污染的大題目，會由運輸局負責? 制度上運輸局沒有權責去處理空氣污染的問題，在同一個電子道路收費議題中，他的正業是處理交通擠塞而非空氣污染。這解釋了為何運輸局早於97年已開始研究電子道路收費，而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得繼續「促請政府」動手。

市民已發最後通牒

今次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十分清晰地向政府發出了警告:「逾八萬人作出回應，強烈要求各有關方面採取行動，以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受影響的不止是我們的健康。香港這個現代都市的形象，受到空氣質素欠佳的問題所拖累 ─ 企業難以吸引人才來港發展，本地工作人口的效率正在降低，年幼孩童和高危人士的健康亦受污濁空氣所影響。政府官員以至草根階層均表達清晰的信息 ─ 應立刻改善空氣質素」、「單靠各界自律並不足夠；因此委員會促請政府在有需要時採取強硬立場，推行強制措施。」

毫無疑問，所有香港人對減少空氣污染的訴求已十分強烈而清晰、都在往前看，甚至不惜付出代價來換取較清新的空氣。政府實在不能再與民為敵、一再往後退。為何政府不能立即採取以下行動:

(一) 制度改革:
在上述的電子道路收費例子中，已說明政府制度的缺憾是導致空氣污染不能解決的禍根。空氣污染牽涉眾多政策局與部門，一個「年紀輕資歷淺」的環境局根本無力驅使其他部門配合工作，以致無法推動政策。特首應盡快成立一個有法定權力及有凌駕性的「空氣統籌局」，全力負責處理此緊急問題。

(二) 以盈餘換取清新空氣: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也暗示了現在的建議成效較為有限，所以亦重提早於二00六年作的進取建議，要求政府撥款一次過減低電力行業和運輸業所產生的空氣污染，涉及的全部成本約五百億港元。在目前政府錄得千億盈餘的情況下，為甚麼政府不能如數撥款，由上述的「空氣統籌局」負責，一次過解決空氣污染的問題?

(三) 誠實面對空氣污染:
上月政府「發現」二00二年錯估了污染物基數竟達五成，已令人質疑他以「計錯數五年」來掩飾二○一○年不能達到減排目標的責任。政府還堅持只會按比例減排，而非按排放總量來減排，即是說污染物將不減反加。這是政府仍然不採用世衛空氣指標之外的又一荒謬例子。沒有最基本的誠信，談何解決問題?

香港的空氣污染有目共睹，市民的怨聲也已持續不斷，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也促請又促請了多年; 究竟是甚麼令曾特首與政府無動於衷? 是背後的利益集團的制肘嗎? 我們還應抱有希望嗎?

我知道，老爹還在期望於清新空氣中再次參加香港國際馬拉松的一天。

今日妙問妙答

師傅: 為甚麼你的審美眼光跟我的審美眼光那麼不同?
熊同學: 因為你根本沒有審美眼光啊.

***
熊同學: 熊媽媽新做了兩「底」馬蹄糕, 一「底」我的, 一「底」你的.
四眼陳: 噢!伯母多了一個女兒了!
熊同學: 是我少了一「底」糕......

***
熊同學: 我頗為欣賞最近在網絡上流傳的一句對句.
熊弟弟: 甚麼?
熊同學: 「四海以內皆兄弟, 網絡之上皆朋友」. 很有武俠片的感覺.
熊弟弟: 但我與你既非兄弟, 又非朋友......

為的不是那杯咖啡

(刊於CUP 08年2月號)
在《金鳳》一文中，提到了與金鳳的愛恨交纏。一些金鳳粉絲朋友看後責怪我怎麼說人家是山雞; 寃枉啊大人! 我原本的標題是平平無奇的《金鳳》; 也許是太平平無奇，編輯便加了點創意進去，變了《金鳳之名山雞之實?》。為了彌補彌補，今次再談談兩個經典café品牌，以饗一眾茶餐廳粉絲及café狂迷。

去年六月，到三藩市逗留了三星期。受了傷的貓不會哭，卻須要躲到一個遙遠的角落，伏下來舔舔淌血的傷口，儘快復原，再回到原地繼續搏殺。一個下午，我獨個跑到Columbus Avenue去尋找兩家名店 ─ Vesuvio Café與Caffe Trieste。為的，當然不是那杯Irish coffee與cappuccino。

來一杯「垮掉的一代」
Vesuvio Café雖然自稱café，但其實是家酒館，更準確而言是家「文藝與社會運動酒館」。她座落北灘(North Beach)的Columbus Avenue上一座古老而優雅的兩層高建築中，緊靠着大名鼎鼎的城巿之光書店(City Lights)，僅以一條小巷Jack Kerouac Alley分隔。Vesuvio的傳奇，是與北灘的傳奇血脈相連的。北灘夾在唐人街和漁人碼頭中間，屬於三藩巿的義大利區。五十年代，一班波希米亞文化代表人物從紐約遷到三藩市，他們熱愛寫作及音樂，反戰、勇於挑戰傳統、反建制、反消費主義，鼓吹精神追求、言論自由、自發思考，被稱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這中文譯名很有問題，但約定俗成也無可奈何)，是美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1953年詩人兼畫家Lawrence Ferlinghetti於北灘創立了城市之光書店，出售並出版前衛書籍、另類小說與社會政治文學譯本，更為支持不同社會聲音而設立City Lights Foundation，又不時舉辦詩會聚會，故書店旋即成為Beat Generation的聚腳地 ─ A Literary Meeting Place。1956年Ferlinghetti因出版Beat Generation代表作家Allen Ginsberg的反建制詩集 Howl 而被捕，造成社會思潮動盪，書店亦成為自由、反傳統的代名詞。旁邊創立於1948年的Vesuvio，體內流着的自然也是Beat Generation的波希米亞血液。1955年，Neal Cassady (Beat Generation重要人物; 被Jack Kerouac化為名作 On the Road 中的青年文化英雄) 在前往Six Gallery讀詩會的途中於Vesuvio消磨了好些時光，後來Kerouac與一眾著名的Beat詩人都經常流連於此。60年的一個晚上，Kerouac本應要去會見Henry Miller(二十世紀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卻結果選擇在Vesuvio買醉而爽約。Vesuvio成了此後「尋找垮掉的一代」的 “Ground Zero” 聖地、「爵士樂、詩歌、藝術與垮掉一代的美好時光的歷史紀念碑」，至今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朝聖者，還被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評為全球最佳酒館第三名。

走入Vesuvio時，店內沒有甚麼燈光，也只有寥寥幾個客人。我挑了大門左邊臨街的一張檯坐下來，看着大窗外疏疏落落走過的行人。好一會，還無人理會我，果然很Beat; 我走到吧檯去點了杯Irish coffee ─ 在這個似café還似酒館的地方，喝杯似咖啡還似酒的東西比較恰當。吧檯前的一位看來約六十多歲的長髮男士跟我搭訕了兩句。本想問:你是從前的Beatnik嗎? 這樣蠢的問題，結果我當然是沒有問。還沒有吃午餐，所以喝不了幾口Irish coffee已有點暈。更好。我拿出大小相機，在樓下拍了一陣子; 再走上樓上又殺了一回菲林。樓上的大窗，正正對着幾尺之外的城市之光書店的側牆壁畫。五十年前瀰漫北灘的浪漫前衛氣息，還在昏黃的空氣中蕩漾。

意大利心情
然後，走到馬路對岸，拐了幾個彎，便找到了Caffe Trieste的本店。說她是咖啡店也不盡然，因為她逢星期三四晚及星期六下午都會舉行音樂會，也有自家的錄音室與唱片。店子於1956由意大利新移民Giovanni Giotta創辦，據說是西岸第一家意大利咖啡店，Giotta曾自豪的說: 我令美國人愛上cappuccino。由於位置與氣氛的關係，這兒也是一眾Beat才子如Kerouac、Kaufman、Corso與McClure的勾留地，以致店主也稱自己的咖啡店為 “Beat café”。導演哥普拉當年更是在此完成《教父》的劇本的。

店內店外坐滿了人，有幾檯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在使用手提電腦。我點了杯cappuccino，還有朱古力蛋糕。旅遊書說這裏的咖啡「遠近馳名」，但我現在已完全記不起那杯cappuccino與那件朱古力蛋糕的味道。記得的，只有牆上的壁畫、舊照片，與那盞古老吊燈。

沒有文人沒有藝術家沒有「心」就沒有傳奇咖啡店，三藩市如是，巴黎如是，里斯本如是。香港啊香港，你學懂了嗎?

讓唐司長從生日歌中學習

(08年1月23日刊於信報)
日前跟家人在酒樓吃飯, 突然鄰檯傳來響亮歌聲:「恭祝你福壽與天齊……」。望過去，只見十多人滿滿的一席，都站了起來拍手唱着生日歌，壽星正是坐着的一位老婆婆。她看來沒有九十也最少八十五吧，抬頭望着子孫唱歌，眼睛瞇成一線，面上的笑容比蛋糕上的燭光與頭頂的大水晶燈還燦爛。

「賺錢機器」思維模式

如果在這個時候，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走到這一家人跟前，說:「根據統計處對未來三十年的推算，香港人口將日趨老化，對經濟、醫療、福利、退休保障、教育和公共財政產生深遠影響!」他們會有甚麼反應? 會聽得傻了眼，還是會以掃帚送唐司長出門?

這番話不是假設，而是唐司長去年十月十七日一篇刊於報章上題為〈優化人口匯聚人才〉之鴻文的內容。文章說人口政策是一個重要課題，首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是：人口老化和人才競爭。換句話說，唐司長及他代表的政府的思維，就是把人口政策等同「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和人才競爭問題」，反映了他們在內心深處從來只把香港人當作賺錢機器。值得注意的是，唐司長發表文章之時，已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發表了《人口政策社會參與過程報告》四個月之後; 報告就本港的可持續發展人口政策提出了二十四項建議，包括設更多休憩康樂設施、發展文化藝術以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提供財務誘因和支援以鼓勵生育、加強再培訓計劃和人才輸入計劃，及提倡健康積極晚年。政府在研究這份花了逾一年時間制定的報告的四個月之後，竟然得出只須「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和人才競爭問題」的結論，能不令人啞口無言?

這種思維早有前科。政府早於2002年9月已成立了「人口政策專責小組」研究人口政策，但結果政府採納的是惹來怨聲載道的「外傭稅」。常自稱「務實」的曾蔭權政府，以「沒有願景」為榮，所推的政策自然沒有前瞻性也不顧社會長遠健康發展，只著眼「今年可以賺多少錢」。若政府年年賺大錢而市民的生活質素每下愈況，那是甚麼人口政策?

「改善生活」方是人口政策正途

「人口老化」是問題嗎? 人們愈來愈長壽是一個現象，不是一個問題。千百年來人類努力研究與努力改善生活條件，不正是為了要令自己盡量長壽? 北歐國家，不是人民又長壽生活又富裕嗎?「人才競爭」又是怎樣的問題? 自由社會，良禽擇木而棲是正常人性表現，那裏有更好生活，人們自然會往那裏走。政府的正當工作，不是花時間去危言聳聽，而是要因應社會現象來推行政策，以「提昇所有人的生活質素」為終極目標。這才是我們需要的人口政策。

政府及後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正式對《人口政策社會參與過程報告》作出回應，表示明白有需要制訂符合香港社會和經濟長遠發展需要的人口政策，「以便推動和支持香港發展成為知識型經濟體系和世界級的城市」。但在這份回應中，政府主要在報告已做了甚麼工作，例如放寬僱員再培訓計劃、檢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等等。仍是「賺錢機器」思維。我們仍然看不到一個以「提昇所有人的生活質素」為目標的人口政策。

要提昇香港各階層市民的生活質素，政府絕對有能力做得到。單就政府所關心的人力資源及高齡化兩點而言，已有下列的措施可以馬上進行:

(一) 改善工作環境 ─ 政府應透過立例以改善整體工作環境，包括各種善待家庭及善待個人的法例，如完善的託兒服務、輪班安排等。歷史已不停地告訴我們，單靠個別商人「良心發現」來推行政策，而不以法例去明文約束，是注定要失敗的。改善工作環境當然也包括改善大環境，例如愈來愈困擾我們的空氣質素問題，政府應馬上制定長遠的能源政策及減排目標，讓市場可以積極跟從，讓競爭者可以加入激發良性競爭，從根本處著手減少空氣污染。只有提供優良工作環境，方能真正改善港人生活、吸引並留住外來人才。

(二) 改善老人生活 ─ 香港老人人口有九十萬，其中已有二十多萬人在領取綜援，估計人數在數年內將超過三十萬。若有三分之一的長者都活在貧窮線之下，有些更只能靠數百元生果金度日，本來不是問題的人口高齡化，當然就變了問題了。提供全民退休保障，是政府不能迴避的責任; 特別是在庫房水浸的今天，政府此時不行動的話，更待何時?

「恭祝你福壽與天齊，慶賀你生辰快樂」。人生的目標的確是「快樂」，所以政府的責任是提昇市民的生活質素，而非「賺錢與賺更多錢」。民間思維總是充滿智慧，政府何年何月才會用心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