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08

「曾治香港」夕陽系列(一): 無目標的財政政策


(刊2010年5月6日 信報)
到了今年七一,在一如以往七年的遊行人潮抗議聲中,特首曾蔭權餘下的任期只剩下兩年,步入夕陽政府階段。趁此時機,本智庫將連續兩個月就當前管治問題作分析,希望現任政府能知所改善,也希望有志角逐下屆特首的人士引以為戒。

曾蔭權政府的管治成績如何? 看看市民對曾蔭權的支持度自2008年以來長期在低位徘徊,最近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民意調查更顯示,高達四分之一的市民同意用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這不單反映政府管治失敗,更顯示民怨已達警戒線。

不見社會政策願景
政府財政收支是落實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等政策的重要手段,而公共財政管理的原則及財政是否管理得宜,是政府管治水平的重要表徵。觀乎曾蔭權上任以來特區政府財政運用的表現,在營運開支封套制度的影響下,加上社會政策短視,財政工作實際上已淪為財務管理。

特區政府的理財策略,主要受兩方面的影響。其一是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必須審慎理財,對此特區政府奉為最高指導原則;其二是承襲自殖民地時代的方針及手法,例如不輕易增加經常性開支、力求收支平衡等。曾蔭權政府片面強調審慎理財及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的重要性,認為具有凌駕性,使之時而成為政府施政的「緊箍咒」、時而成為擋箭牌,排斥其他政策目標,其實質作用是要掩飾其欠缺進步的社會目標及願景的事實。

「仁愛關懷」掛嘴邊
在過去幾年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建立仁愛關懷社會的說法都被放在顯眼的位置,但市民批評政府涼薄之聲仍不絕於耳。原因在於政府完全沒有展示救黎民於水深火熱的承擔,甚至反過來對弱勢階層斤斤計較。最明顯的例子是曾蔭權一面承諾把長者生果金增至每月一千元,另一方面卻要加入資產審查制度,使人覺得政府對敬老根本缺乏誠意。面對長者護養院和持續照顧宿位嚴重不足問題,政府近日提出在增加宿位的同時也計劃引入資產審查,自然引起社會的反彈。

曾蔭權政府一貫抗拒增加經常性開支的「策略」,可以解釋為何千呼萬喚才出台的《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諮詢文件並沒有列出改善社會福利服務的項目,反而著重如何發展一個「可持續和可以負擔的社會福利制度」,並提議「用者自付」作為福利規劃的指導原則之一,使人覺得財政考慮凌駕弱勢社群的需要。社會政策沒有方向目標,餘下的只有財務管理。故此,特區政府雖然間中會增加長者及傷殘人士院舍宿位、提供精神康復者護理服務等措施,社會人士的印象是政府只因出現財政盈餘,基於輿論壓力才勉強作出一些小恩小惠的安撫。

醫療改革目的竟是融資
擬議中的醫療改革,更令人憂慮。政府不是以改善醫療服務水平為目標,而是要稍有能力的市民承擔本身的醫療開支,以從社會籌集更多醫療資金,客觀效果是中產人士失去現時享有的廉價醫療服務。然而,醫療服務可能是中產人士享受到的唯一一項政府福利!另一方面,政府一再重申獲得公營醫療照顧的必須是有需要的人士,因此可預期日後又會引入資產審查制度。

教育是另一重災區。特區政府雖然強調本港要發展知識型經濟,卻無意擴大資助大學教育,更堅持第一年資助大學學位數目維持在14,500個的水平。政府的如意算盤是未來青年人口會逐步減少,適齡修讀大學課程的人數相應下降,屆時獲資助學位的人口比例便會提高。更嚴重的問題是曾蔭權政府缺乏宏遠的視野,任由個別大學縮減規模甚至裁撤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系,以騰出資源發展「有助經濟發展」的學科,形成學系結構失衡。曾蔭權政府發展教育產業,目的是發展私營專上教育以賺取外滙,教育理念被棄如敝屣。

十大基建項目耗費動輒以百億計,特區政府顯得「義無反顧」,甚至對全城反對聲音嗤之以鼻;但面對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醫療服務及教育需求,特區政府雖然坐擁巨額財政盈餘,卻或不理不睬、或只撥少量資源虛應了事。在曾蔭權政府眼中,硬件投資遠較改善民生與長遠提昇城市質素重要。結果是: 香港榮登全球貧富懸殊榜的榜首,而各階層市民的怒火正愈燒愈烈。

去年白雪與蒲公英

(Villon)
(太宰治)

(刊2010年5月CUP雜誌)
上星期,G問要不要看松隆子演的《櫻之桃與蒲公英》(Villon’s Wife); 卻是給西班牙小姐捷足先登,前天拉了我去看。看前並不知道這是怎樣的一齣戲,連誰導誰演是古是今也不清楚。

販賣文字的gigolo
簡單而言,這是一齣「賤男加阿信」式的電影,背景是二戰戰敗後的日本。影片的調子很溫柔,西班牙小姐看得很心平氣靜,但我卻是愈看愈「火滾」,皆因那賤男竟是個大作家。他的作品大受推崇,男男女女痴情粉絲滿街,但真實的他坦白地告訴你他寫的甚麼「甘願相信蒲公英的一片真誠」都是假得連自己都恥笑的爛東西; 稿費不少,卻都拿了去嫖去飲,任由妻兒住爛木屋捱冷,還不夠,強搶善待他的酒館老闆的錢,還不夠,自稱gigolo要媽媽生倒過來為他付賬; 天天說要死,自殺了一半卻又鵪鶉地不敢死。絕!

更絕的是這不只是戲,還是雙重的真人真事。第一重: 影片改編自日本殿堂級作家太宰治(1909-1948)的半自傳《維榮之妻》,再融入了他的《櫻桃》、《二十世紀旗手》等作品。太宰治本名津島修治,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多次自殺未遂,直到1948年才宿願得償; 他被稱為「無賴派」作家,影片男主角淺野忠信說:「高中時好友強力推介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但我看到第一句已冒火三丈,大罵『這個人簡直厚顏無恥!』」。

要當文人得先像個人
第二重:《維榮之妻》的維榮,是十五世紀法國浪蕩詩人François Villon (1431-1465?)。楊絳在《我們仨》中曾憶述:「鍾書在巴黎的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實實地讀書。法文自十五世紀的詩人維容(Villon)讀起,到十八、十九世紀,一家家讀將來。」從大才子錢鍾書的選擇,可側面看到Villon在文壇的地位。出身於巴黎貧窮家庭的Villon,雖然受過高等教育,但一生過着糜爛的生活,多次因盜竊、搶劫、打鬥等罪名被判入獄或放逐,更曾兩次被判死刑但獲大赦; 1463年原等待死刑的他獲改判流放十年,是人們所知有關他的最後資料。其作品主調是死亡,代表作是Le Petit Testament 與 Le Grand Testament。看他最膾炙人口的詩句: “Mais où sont les neiges d'antan?" ─ 去年白雪今何在 ─ 可想像一個沉溺在死亡邊緣並樂於以此博取名譽、卻不願做一天好人的無賴。

從事品牌建設者,無論是廣告人、市務人或公關人,莫不看重文字; 但我對文字與寫作的偏執基本上已脫離了品牌人,而可歸入寫作人的範疇。永遠記得在北大中文系上的第一課,是于迎春老師教授的「中國文人與文人文學」,分析了為何「文人」這身份始終帶有先秦的「士」的濃烈道德與政治社會色彩; 沒有道德與社會承擔的人,即使能以文字作藝術性的書面創作,大概也不會被認為是個真正的「文人」; 這是社會對文人及文人對自己「文學與人格合一」的要求(註)。所以,看到淺野忠信飾演的太宰治,打着大作家的旗號做盡下三流的事,能不「割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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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載《錢賓四先生全集45.中國文學論叢》,錢穆著,臺北: 聯經,1998,第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