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08年2月19日信報「專業眼」)
週末到父母家吃飯，電視正預告翌日舉行的一年一度香港國際馬拉松比賽。老爹有感而發說:「也很多年沒有參加了。」
「為甚麼?」我的目光溜到了他背後的飾櫃，那裏密密麻麻放了數十個長跑與馬拉松獎盃。對，老爹從前是長跑好手。「空氣太差了; 我不想像前年那個跑手一樣上報紙頭條。」老爹的記性比我好。2006年的香港國際馬拉松比賽中，一名選手死亡，五千多人不適。專家相信慘劇與當日十分嚴重的空氣污染有關 ─ 路邊空氣污染指數超過140，二氧化氮及二氧化硫的最高濃度較全年平均數超出5.3倍及17.9倍。
天天染紅 治標不治本
若按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剛剛向政府提交的「更佳空氣質素社會參與過程報告」的建議，「高度空氣污染」的日子將被標示為「紅色警號日」，大型戶外活動應取消，則2006年的慘劇或可避免，而去年比賽中逾六千跑手不適的丟臉記錄也不用出現。這個建議本質上是好的。但深入一點想，香港「紅色警號日」恐怕多的是，則戶外活動動輒被取消，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與民生困擾有多嚴重? 臨時取消一個國際馬拉松，牽涉的損失恐怕也以億元計，而且隨時又登上國際大報刊的頭條，令港人一再蒙羞。就算以純本地活動而言，例如賽馬，06/07投注額達六百四十億港元，假設有四分之一的賽事因「紅色警號日」而取消，牽涉的損失已是天文數字了。更基本的問題是，政府因循死抱多年的空氣質素指標遠較國際標準(06年世衛指標)寬鬆，所以顏色警示系統根本不能反映實際污染程度。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另一重點，是促請政府盡快在交通擠塞的地區實施電子道路收費，向高污染的車輛徵收全費，較環保的車輛和公共服務車輛等則減收，以期減少路邊廢氣。這個建議本質上非常好; 其實運輸局也正就電子道路收費進行可行性研究。但吊詭的是，為甚麼一個關於減少空氣污染的大題目，會由運輸局負責? 制度上運輸局沒有權責去處理空氣污染的問題，在同一個電子道路收費議題中，他的正業是處理交通擠塞而非空氣污染。這解釋了為何運輸局早於97年已開始研究電子道路收費，而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得繼續「促請政府」動手。
市民已發最後通牒
今次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十分清晰地向政府發出了警告:「逾八萬人作出回應，強烈要求各有關方面採取行動，以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受影響的不止是我們的健康。香港這個現代都市的形象，受到空氣質素欠佳的問題所拖累 ─ 企業難以吸引人才來港發展，本地工作人口的效率正在降低，年幼孩童和高危人士的健康亦受污濁空氣所影響。政府官員以至草根階層均表達清晰的信息 ─ 應立刻改善空氣質素」、「單靠各界自律並不足夠；因此委員會促請政府在有需要時採取強硬立場，推行強制措施。」
毫無疑問，所有香港人對減少空氣污染的訴求已十分強烈而清晰、都在往前看，甚至不惜付出代價來換取較清新的空氣。政府實在不能再與民為敵、一再往後退。為何政府不能立即採取以下行動:
(一) 制度改革:
在上述的電子道路收費例子中，已說明政府制度的缺憾是導致空氣污染不能解決的禍根。空氣污染牽涉眾多政策局與部門，一個「年紀輕資歷淺」的環境局根本無力驅使其他部門配合工作，以致無法推動政策。特首應盡快成立一個有法定權力及有凌駕性的「空氣統籌局」，全力負責處理此緊急問題。
(二) 以盈餘換取清新空氣: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也暗示了現在的建議成效較為有限，所以亦重提早於二00六年作的進取建議，要求政府撥款一次過減低電力行業和運輸業所產生的空氣污染，涉及的全部成本約五百億港元。在目前政府錄得千億盈餘的情況下，為甚麼政府不能如數撥款，由上述的「空氣統籌局」負責，一次過解決空氣污染的問題?
(三) 誠實面對空氣污染:
上月政府「發現」二00二年錯估了污染物基數竟達五成，已令人質疑他以「計錯數五年」來掩飾二○一○年不能達到減排目標的責任。政府還堅持只會按比例減排，而非按排放總量來減排，即是說污染物將不減反加。這是政府仍然不採用世衛空氣指標之外的又一荒謬例子。沒有最基本的誠信，談何解決問題?
香港的空氣污染有目共睹，市民的怨聲也已持續不斷，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也促請又促請了多年; 究竟是甚麼令曾特首與政府無動於衷? 是背後的利益集團的制肘嗎? 我們還應抱有希望嗎?
我知道，老爹還在期望於清新空氣中再次參加香港國際馬拉松的一天。
2008-02-21
2008-02-17
2008-02-02
為的不是那杯咖啡
(刊於CUP 08年2月號)在《金鳳》一文中，提到了與金鳳的愛恨交纏。一些金鳳粉絲朋友看後責怪我怎麼說人家是山雞; 寃枉啊大人! 我原本的標題是平平無奇的《金鳳》; 也許是太平平無奇，編輯便加了點創意進去，變了《金鳳之名山雞之實?》。為了彌補彌補，今次再談談兩個經典café品牌，以饗一眾茶餐廳粉絲及café狂迷。
去年六月，到三藩市逗留了三星期。受了傷的貓不會哭，卻須要躲到一個遙遠的角落，伏下來舔舔淌血的傷口，儘快復原，再回到原地繼續搏殺。一個下午，我獨個跑到Columbus Avenue去尋找兩家名店 ─ Vesuvio Café與Caffe Trieste。為的，當然不是那杯Irish coffee與cappuccino。
來一杯「垮掉的一代」
Vesuvio Café雖然自稱café，但其實是家酒館，更準確而言是家「文藝與社會運動酒館」。她座落北灘(North Beach)的Columbus Avenue上一座古老而優雅的兩層高建築中，緊靠着大名鼎鼎的城巿之光書店(City Lights)，僅以一條小巷Jack Kerouac Alley分隔。Vesuvio的傳奇，是與北灘的傳奇血脈相連的。北灘夾在唐人街和漁人碼頭中間，屬於三藩巿的義大利區。五十年代，一班波希米亞文化代表人物從紐約遷到三藩市，他們熱愛寫作及音樂，反戰、勇於挑戰傳統、反建制、反消費主義，鼓吹精神追求、言論自由、自發思考，被稱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這中文譯名很有問題，但約定俗成也無可奈何)，是美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1953年詩人兼畫家Lawrence Ferlinghetti於北灘創立了城市之光書店，出售並出版前衛書籍、另類小說與社會政治文學譯本，更為支持不同社會聲音而設立City Lights Foundation，又不時舉辦詩會聚會，故書店旋即成為Beat Generation的聚腳地 ─ A Literary Meeting Place。1956年Ferlinghetti因出版Beat Generation代表作家Allen Ginsberg的反建制詩集 Howl 而被捕，造成社會思潮動盪，書店亦成為自由、反傳統的代名詞。旁邊創立於1948年的Vesuvio，體內流着的自然也是Beat Generation的波希米亞血液。1955年，Neal Cassady (Beat Generation重要人物; 被Jack Kerouac化為名作 On the Road 中的青年文化英雄) 在前往Six Gallery讀詩會的途中於Vesuvio消磨了好些時光，後來Kerouac與一眾著名的Beat詩人都經常流連於此。60年的一個晚上，Kerouac本應要去會見Henry Miller(二十世紀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卻結果選擇在Vesuvio買醉而爽約。Vesuvio成了此後「尋找垮掉的一代」的 “Ground Zero” 聖地、「爵士樂、詩歌、藝術與垮掉一代的美好時光的歷史紀念碑」，至今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朝聖者，還被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評為全球最佳酒館第三名。
走入Vesuvio時，店內沒有甚麼燈光，也只有寥寥幾個客人。我挑了大門左邊臨街的一張檯坐下來，看着大窗外疏疏落落走過的行人。好一會，還無人理會我，果然很Beat; 我走到吧檯去點了杯Irish coffee ─ 在這個似café還似酒館的地方，喝杯似咖啡還似酒的東西比較恰當。吧檯前的一位看來約六十多歲的長髮男士跟我搭訕了兩句。本想問:你是從前的Beatnik嗎? 這樣蠢的問題，結果我當然是沒有問。還沒有吃午餐，所以喝不了幾口Irish coffee已有點暈。更好。我拿出大小相機，在樓下拍了一陣子; 再走上樓上又殺了一回菲林。樓上的大窗，正正對着幾尺之外的城市之光書店的側牆壁畫。五十年前瀰漫北灘的浪漫前衛氣息，還在昏黃的空氣中蕩漾。
意大利心情
然後，走到馬路對岸，拐了幾個彎，便找到了Caffe Trieste的本店。說她是咖啡店也不盡然，因為她逢星期三四晚及星期六下午都會舉行音樂會，也有自家的錄音室與唱片。店子於1956由意大利新移民Giovanni Giotta創辦，據說是西岸第一家意大利咖啡店，Giotta曾自豪的說: 我令美國人愛上cappuccino。由於位置與氣氛的關係，這兒也是一眾Beat才子如Kerouac、Kaufman、Corso與McClure的勾留地，以致店主也稱自己的咖啡店為 “Beat café”。導演哥普拉當年更是在此完成《教父》的劇本的。
店內店外坐滿了人，有幾檯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在使用手提電腦。我點了杯cappuccino，還有朱古力蛋糕。旅遊書說這裏的咖啡「遠近馳名」，但我現在已完全記不起那杯cappuccino與那件朱古力蛋糕的味道。記得的，只有牆上的壁畫、舊照片，與那盞古老吊燈。
沒有文人沒有藝術家沒有「心」就沒有傳奇咖啡店，三藩市如是，巴黎如是，里斯本如是。香港啊香港，你學懂了嗎?
訂閱：
文章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