劏雞還神

試過送人禮物後發覺捨不得而想取回嗎? 聽過從前一些母親把孩子送了給別人後又要領回嗎? 你會說: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但是，我很明白那心情。

不久前，靈高叔叔寫了一篇文章要在蘋果日報發表，我受託把文章修飾一下及起題。我在文首文末加了一個真實的小片段，把文章起名為《劏雞還神的寄託》。文章刊登後，我竟不時想起這個送了給人的孩子。所以我做了一個很無聊的決定: 把我寫的部分放回自己的網誌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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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結果公佈後的第二天，當工程師陳啟遠在康怡選區謝票時，其中一位不認識的街坊說:「知道你當選後，我第一時間劏雞還神。」

我無法不被這位善良的街坊感動。「劏雞還神」這民間傳統，看似無甚特別，但它象徵着一連串的特殊意義: (一) 一般人只會在面對重大難關時，才會求神保佑，可見街坊認為區議會選舉對她支持的民主派而言是個大難關; (二) 一般人只會為家人「劏雞還神」，可見街坊認為這個民主派區議員，像家人一樣與自己「同坐一條船」; (三) 選舉前，街坊必定是有強烈的無力感，卻同時熱切渴求改變; (四) 對於今後的地區改革，街坊抱有積極的期望，而且樂於進一步參與。

回想區議會投票日早上，我跑到康怡選區，替陳啟遠助選。…… (下為靈高叔叔的創作，從略)

執筆之日，還未知港島立法會補選結果如何。我知道文首提及的善良街坊，一定會投票給真正支持普選、以真心良心追求公義的候選人。我也衷心期望，她得知補選結果後可以又一次「劏雞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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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指數創新高的政治文化

(刊於2007年12月12日信報「專業眼」)

香港電台正在舉行「2007聲音檔案選舉」, 說要選出今年十個最觸動港人神經的聲音檔案。那份候選名單, 包括了以下檔案: 教院 “You will pay” 施壓事件、馬力「肉餅論」、特首曾蔭權「民主即文革論」、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威嚇地鐵行政總裁、李柱銘被建制派誣害事件、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侮辱陳方安生「忽然民生」等等。看罷名單, 教人心寒 ─ 回歸才不過十年, 從前較為文明的政治生態與議會文化怎麼都蕩然無存了? 怎麼換來了愈演愈烈並且有組織的語言暴力、骯髒攻擊? 怎麼連政府都要使用此等手段? 這是否一而再的告訴香港人: 沒有人民授權的香港政府, 正在加速摧毀香港人一直珍視的香港核心價值?

利益壓倒是非的大氣候
想起日前出席了一個「選舉回顧及民主發展」的研討會, 與會的學者認為在剛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與立法會補選中, 最令人憂慮的, 不是民主陣營的勝敗, 而是清楚看到在政府、建制派、「歸邊」傳媒三位一體上下聯手的情況下, 香港的政治及社會大氣候正在劇變 ─ 向政府與建制派靠攏, 並急速「去文明化」。香港人不停地被灌輸「親建制有着數」、「反抗無前途」的訊息, 思想不成熟的人與年青人最易受影響, 是非判斷的能力愈來愈弱, 以致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公平甚至是加諸他們身上的箝制都變得無動於衷。

這種大氣候的營造, 可說是周密而全方位的。例一: 區議會選舉提名期間, 田北俊威嚇地鐵行政總裁, 已經是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七條, 田北俊還身兼立法會議員及旅發局主席的重要職位, 令事態加倍嚴重; 但如此衝擊法治與廉潔選舉之行為, 卻無論是特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以致選管會主席彭鍵基, 都沒有作出一句正式的譴責。例二: 區議會選舉當日, 建制派蔡六乘的助選團在黃大仙龍星選區包圍票站及立法會議員梁家傑與該區候選人譚香文, 可能導致市民未能進入票站投票, 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十三條, 但同樣地林瑞麟局長及彭鍵基主席都沒有正式譴責。例三: 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前，有傳媒報導指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發電郵要求高官支援葉劉淑儀; 政務司長辦公室最初只說不評論政府內部通訊，後來唐英年突然否認曾發出電郵，特首曾蔭權亦罕有地為唐澄清並無其事; 彭鍵基只表示官員對候選人應持平，不能動用公共資源助選，卻拒絕回應對選舉的影響及罰則。例四: 補選前，政府新聞處公然將葉劉淑儀與林瑞麟局長會面的相片發送傳媒，明顯是以公共資源為個別候選人助選; 唐英年反駁指這是一貫做法，而同樣地林瑞麟局長及彭鍵基主席都沒有正式譴責。例五: 陳方安生勝出立法會補選後，特首不顧禮節地拒絕致賀，然後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理據欠奉下在立法會攻擊陳方安生「忽然民生」，事後記者問他會否向港島區十七萬選民致歉時，他還反問記者是哪間報館; 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坐視不理，而民建聯譚耀宗更對曾德成的言論評為「沒有所謂」。

這些事件，是否暗示着: 一. 政府官員可以違反法律; 二. 只要你靠攏政府, 你同樣可以違反法律; 三. 政府處事可以不必公平; 四. 議會文明可以隨意踐踏; 五. 民選議員所代表的民意與授權可以被沒有民意授權的特首及官員蔑視; 六. 行動及語言暴力是被容許的, 只要你是建制派。

港人應嚴正遏止歪風
這一切，都正在嚴重破壞着香港百年來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 ─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若明天的香港，連這些核心價值都保衛不住，還可以剩下甚麼? 那時候的香港，經濟會更好還是更差? 民生會更好還是更差? 若我們今天誤信「事事順從有前途」，明天恐怕連開口發聲的機會也不會再有。你不介意嗎? 你的子女又如何?只有我們都保持警惕，積極參與監察政府，善用投票與投訴的兩大權利，我們才有望遏止歪風，讓香港重返正途。希望「2008聲音檔案選舉」, 不再令人心寒。

金鳳

(刊於CUP 12月號)

上星期授課時，學生問:「如果所有品牌都按你所說的品牌建設方程式去做的話，會否最終大家都失去了個性?例如一間茶餐廳之所以受歡迎，很可能是因為伙計與顧客之間已變了朋友關係; 若茶餐廳搞品牌建設，會否變了冷冰冰的一間連鎖快餐店?」說的時候學生一臉憂心的樣子，不知是不是在想着自己心愛的茶餐廳。

已連續站着講課兩句鐘的我，聽到「茶餐廳」三個字，精神為之一振，彷彿已喝下了一杯熱咖啡。先跟學生們分享我的「茶餐廳體驗」。我過去兩年較常光顧的一家茶餐廳，是灣仔春園街的金鳳。這是一家年逾半百的老店，雖然不是百年 ─「百年老店」四字可真是一大賣點，就像一些外國品牌把 "since 19XX / depuis 18XX/ dal 17XX" 包含在標誌內一樣，暗示着「經得起時間考驗與汰弱留強定律篩選的優秀產品」，又甚至「按謎一樣的家傳秘方製造」。留意，人家只是「暗示」，若他沒說明，則一切皆源於你的想像。你光顧之前，難道會查證一下這「百年老店」的百年歷史，看看她到底是真的代代相傳屹立不倒，還是百年前創立卻站不住腳而倒閉，不久前才被外人買下名稱從新經營，與「經得起時間考驗與汰弱留強定律篩選的優秀產品」毫無關係?

扯遠了。回到金鳳。為甚麼愛光顧金鳳? 是位置特別優越嗎? 不，若非要開會我是甚少到灣仔的，而春園街則是一條窄得過份卻由早到晚人逼人車貼車，中間還有一座公厠的小巷。是她的裝潢特別有品味嗎? 不，她只保留了一點七十年代茶餐廳的原素，例如醜陋得可愛的食物畫，但其餘的裝修已改得跟普通茶餐廳無異(說到懷舊裝修，最無敵的還是油麻地美都)。是店內環境特別令人舒適嗎? 不，她與春園街一樣窄得過份; 去年冬天與朋友到那兒吃東西，我們都穿着大褸，坐在那二人卡位裏，不算胖的我們卻有三分之一的身體飛了出外面，更要不停閃避那在我們頭頂飛來飛去的出爐麵包與滾熱啡茶; 地面很髒，因伙計抹檯時都把桌面的食物碎掃到地上。是食物特別精彩嗎? 不，她最馳名是無冰凍飲，但我是不喝凍飲的; 她的啡茶與菠蘿包都不算十分突出，雞蛋也經常不太新鮮。是服務特別周到嗎? 別開玩笑了，伙計都有點兇神惡煞，更曾把半杯奶茶倒在我手上，還要罵「你睇住呀」;與外國朋友光顧，結帳時朋友遞上十元小費，收銀的女士卻冷冷回一句「我哋唔收貼士嫁!」弄得朋友問我「我做錯了甚麼?」

那我為甚麼還光顧金鳳? 就是因為愛金鳳啊! 她的一切缺點都變了特點，變得可以包容。但我認為她還是應該馬上進行品牌建設，因為顧客的忍耐力也是有限的，不知哪天一覺醒來會「滿額」，而我們必須趁「滿額」之前把品牌建設妥當，把品牌與顧客的關係深化、昇華。

學生的擔憂，其實不會發生。品牌建設方程式雖然一樣，但那些「變量」(variables)卻是各自各精彩。愛金鳳是一件事，卻不是自願去愛她的種種壞習慣，而這些壞習慣不應也不能成為她的品牌個性與賣點。她應該: (一)強化七十年代原素; (二)擴闊卡位，及把中間的圓檯都改為卡位，令客人坐得舒適一點; (三) 保持地面清潔，嚴禁把垃圾掃到地上; (四)提高食物質素，材料必須新鮮; (五)培訓伙計，強制他們提供優質服務，而非只關顧熟客。這樣一來，金鳳與所有新舊顧客之間的關係都會得到提昇，也不會變了冷冰冰的一間快餐店。

想想巴黎的雙叟咖啡店(Les Deux Magots，品牌創於1813而咖啡店創於1914)，巴塞隆拿的Els Quatre Gats (於1897年開業)，里斯本的Cafe a Brasileira (創於1905) 與Pasteis de Belem (創於1837)，你自會明白品牌建設的力量。誰說山雞不能變鳳凰?

刀光劍影中重塑區議會

(刊於2007年11月19日信報)

執筆之日，正是區議會選舉前兩天，早上看報見到標題「區會選舉第一滴血，手握900票村長被斬」的新聞，受害者身中多刀情況危殆。本來，選舉前的一些恐嚇、舞弊、刑事毀壞案件屢見不鮮，早前讓全城嘩然的「田北俊威嚇地鐵行政總裁」事件便是教人不齒之例子。但是光天化日下發生如此血腥罪行，難免令我們驚愕，並要問一句: 這裏是香港嗎?

不知道月來這些負面新聞，會否進一步矮化區議會。區議會選舉投票率一直偏低，九九年為36%，0三年因七一效應投票率才增至44%。香港青年協會的最新調查顯示，半數受訪的十八至三十四歲青年不知道自己選區的區議員是誰(林瑞麟局長說「這不是個大問題」)。

受箝制的區議會
市民對區議會的不重視，自有因由。昨夜與愉景灣的現任區議員聊天，在議會工作多年的她點出了問題的根源:(一) 區議會只是諮詢組織，沒有決策權，議會的決定及建議政府經常不採納。就算政府0六進行過名為《區議會角色、職能及組成的檢討》的諮詢，但結果是到明年才推行小部分建議，並只局限於讓區議會舉辦地區康體文化項目與小型工程，完全無助於政府掛在口邊的「強化政府在地區管治方面的能力及更迅速地解決地區問題」。有承擔的區議員眼見建議一次又一次不被政府採納，自然會氣餒，工作熱誠與質素因而大受影響，市民對區議會就更不重視。
(二) 區議會職能受箝制，但議員若全面由直選產生，最少可以因其全民授權的合法性而給予政府一定的壓力，有本錢積極為市民爭取權益。可惜，區議會不民主的組成，令它失去認受性之餘亦失去與政府議價的能力，淪為橡皮圖章。今屆區議會有405個直選議席，卻有多達102個委任議席(即總數的五分一)。05年曾蔭權為說服市民接受其政改方案，曾提出分階段減少委任議席，至2016年全部取消; 但如今港府反口表明不會削減委任議席，被輿論批評為「向市民報復」。區議會的組成竟淪為特首的報復手段，利用委任議席加上保皇派的議席控制了區議會的意向，市民又怎可能重視區議會?
(三) 區議員月薪只有一萬七千多元，還不如一個政府初級文職人員。如此低薪，令這公職對高學歷的青年及中年人來說只能成為兼職，或只能吸引退休老人家，或變為富裕人士的聯誼活動。區議員工作質素談何提昇?

地方自治不如第三世界
真正的公民參與、公民教育，必然從地區事務開始，這已然是世界大潮流。政府更應使之制度化、議會化，所以區議會是一個最好最合理的平台。這方面的工作，香港政府實在嚴重落後於世界其他國家，無論是先進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例如歐洲早在1985年於《歐洲自治憲章》(European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中已強調「地方自治尊重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arity)，指地方事務優先由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只要地方有能力及有意願辦理，政府僅做輔助性或事後之介入及監督，高度尊重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限。

發展中國家也在急起直追。印度班加羅爾民間組織Janaagraha Centre for Citizenship and Democracy的成功經驗，正是「公民參與」及「推動民主從地方開始」的一個優秀典範。Janaagraha以「改變印度的軌道」為使命，透過增進地方政府與人民、非政府組織、商界的合作，體現從下而上的民主，以改善城市的公共管治。Janaagraha成立後首個運動是公民參與地區財政預算，大為成功; 又透過為班加羅爾水務供應和下水道管理當局設置線上投訴管理系統，使地方政府變得更以市民為導向更貼近市民，人們對政府增加了信心，政府工作就變得更有效率。

地區行政地區話事
落後於世界大潮流的港府，應馬上改革區議會，以改善整體管治質素:
(一) 民主化: 取消區議會所有委任議席，恢復全面直選;
(二) 職能正常化: 提升民選區議會成為地區管理和社區策略發展的樞紐，增強「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決策職能，開放「地方行政督導委員會」予區議會參與決策，加強跨區及兩級議會的分工合作，設立獨立秘書處，強化區議員的角色;
(三) 問責: 區議會根據客觀標準，定期公布對各政府部門的表現評估報告;
(四) 公民參與: 增強地區決策透明度，全面讓居民直接參與策劃及管理地區事務;
(五) 多元化: 社區為本，鼓勵研究在環境改善、康樂文化設施和地區事務多樣化發展。

前幾天出席了「創建香港」主辦的中環海旁城市規劃設計比賽的頒獎禮。嘉賓林鄭月娥局長致辭時說，自己因多次出席這民間發起的活動而備受壓力。我們不能理解為甚麼官員因履行職責而出席如此有意義的民間活動會落得「備受壓力」，但身旁的朋友卻精警地回應:「這樣的城市規劃、海濱設計，其實應由中西區區議會名正言順來負責，而非由民間業餘性質地做。那樣，局長也省得天天『備受壓力』啊。」

人格分裂

(刊於2007年10月CUP)

今天的香港，不知是生活壓力太大還是空氣污染嚴重得令人們都中了毒，好像到處都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或「辰時的我記不起卯時的我」的現象。遇到此等人此等事，我們只能搖搖頭，嘆一句「人格分裂」。

甚麼是「人格分裂」? 維基百科這樣說:「人格分裂」即多重人格症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是心理疾病的一種，《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歸類為解離症 (dissociative disorder) 之一。解離症，指的是在記憶、自我意識或認知的功能上的崩解，有以下症狀: (一)身分混亂 (identity confusion) ; (二)身分改變 (identity alteration) ; (三)喪失現實感 (derealization) ; (四)喪失自我感 (depersonalization)，自己看自己就像在看「他人」一樣; (五)失憶 (amnesia)。多重人格具有超過一個的人格存在，即一個身體裏住着好幾個靈魂，各有各的思考模式和記憶。長恨此身非我有，這絕對是一件悲哀的事。

一個品牌也有一個品牌的「人格」，即他的個性與精神面貌。品牌建設中極重要的一環，是確保品牌「人格」的一致性 ─ 表裏如一，上下如一，前後如一。我們絕不容許「人格分裂」的情況出現。當然，大前提是品牌的「人格」是正面的，才值得我們去確保他任何時地都一致。只有保持一致，品牌的個性才會鮮明而突出，消費者才會把品牌牢記，品牌與消費者的關係才能建立起來。若品牌的「人格」是負面的，任何時地都一致地差勁，怎麼辦? 那麼，它基本上不能稱得上一個品牌，因「品牌」二字說的不是一塊實質的有形的招牌，而是與消費者的一段良好的牢固的關係。任何時地都一致地差勁的產品的出路，一是洗心革面徹徹底底自我改良，一是讓消費者唾棄、讓市場淘汰。

何謂表裏如一? 美國聯邦快遞 (FedEx) 的品牌口號是「使命必達」(We live to deliver)。這是一個很嚴肅的承諾，亦明確帶出了他的品牌個性與精神: 可靠、有承擔、服務第一。他如何做到? 靠的是全球超過五萬個客戶服務站、即時追蹤貨件遞送狀況、全球最龐大的專用貨機隊、免費的派送資料及增值協助。這些對外的優勢，是「表」。為確保這個「表」能持續，管理層必需「裏」的支持。管理層明白沒有滿意的員工就沒有滿意的客戶，因此不斷激勵員工。一個經典例子是:據說公司的六百多架飛機，都以員工兒女的名字命名 ─ 試想想你是員工，當看到天上的飛機就以家中的小寶貝「子健」或「嘉欣」的名字命名的話，心情如何? 能不狠狠拍一下心口，喊句「誓死效忠FedEx」嗎? 所以FedEx成功做到「表裏如一」。最厲害的是，他這樣做幾乎是沒有成本的!

何謂上下如一? 上是管理層，下是員工。管理層與公司榮辱與共，較有動力身體力行去表現品牌的個性與精神面貌。但若管理無方，這個訊息便無法下達每個員工，結果便是上下不一。我想起一次協助某大跨國金融機構舉行新總部開幕禮的有趣個案。新總部座落港島最矜貴的地段，大廈本身也是很有氣勢很矚目的建築物，很能大大提昇品牌的個性與精神至「專業、可靠、實力雄厚」的境地 ─ 品牌原來給人的印象是前線人員良莠不齊。我們為籌備開幕禮不眠不休的努力了兩個月，到了開幕禮那天真是既興奮又忐忑。特首高官富豪名人等魚貫入場，一切順利; 誰知就在此時，在大門附近傳來了吵鬧聲，看清楚，原來是一名負責此典禮的中層職員在破口大罵一名工人。我與身邊的一眾來賓，無不目瞪口呆，有一位女士不停地說 ”My goodness!”。如此員工，如何表現管理層期望的品牌人格? 這就是上下不一。

何謂前後如一? 今年三月，曾特首在「競逐」特首時，作出了很多承諾，包括保護文物、包括提升生活質素、包括照顧貧弱、包括不排除2012雙普選。這很動聽，因他要為自己塑造「務實、為港人服務」的品牌。但他當選以後，首先馬上關掉網站，像是怕人家捉着他痛腳似的; 然後，拆皇后碼頭、繼續建屏風樓、堅決否認空氣污染嚴重、漠視扎鐵工潮、以混淆視聽的綠皮書繼續拖延雙普選。三月廿五日前一副嘴臉、三月廿五日後一副嘴臉，前後不一，完全反映了上述的人格分裂症狀: 身分混亂、身分改變、喪失現實感、喪失自我感、失憶。

但願明天的香港，少一點人格分裂的人和事。

不要港版Fado

(刊於2007年10月30日信報)

那夜，欣賞了Cristina Branco的Fado演出。兩年前在里斯本的小餐館邂逅了這名為「命運之歌」的葡萄牙怨曲，一聽傾心；沒想到如今可在港再一次現場感受那如苦酒般的蒼涼詠嘆。演出中，歌者多次提到她的好些歌曲創作於葡萄牙的獨裁統治時期。

四十年白色恐怖
葡萄牙的獨裁者薩拉查(Salazar，1889-1970)，操控國家近四十年，是二十世紀西歐為期最長的獨裁政權，幾乎把葡萄牙送入墳墓。薩拉查本是科英布拉大學經濟學教授，後於1928年加入卡爾莫納元帥的軍人獨裁政府任財政部長；在世界經濟大恐慌中，薩拉查於1932年出任總理；次年制定新憲法，以上帝、祖國與家庭為政權口號，建立其帶法西斯性質的新國家體制；他派秘密警察四出搜捕異己，進行嚴厲的新聞審查，又擴大海外殖民及血腥鎮壓非洲的人民運動；建立葡萄牙青年團與國家軍團，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隊進行軍事訓練；不但協助西班牙的佛朗哥獨裁政權，更追隨軸心國集團，以鞏固自身的統治。薩拉查1970年7月逝世，而由他所建立的獨裁政權也在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中被推翻。在四十年的白色恐怖與經濟凋零中，葡萄牙本身已是一闕悲歌，有志之士只能把怨憤寄託在Fado中。

葡萄牙舊日的悲歌，是因為沒有民主而造成的。今日還沒有民主的香港，是否在炮製港版Fado?

民主不是普世價值嗎? 胡錦濤在最新的十七大報告中，也六十多次提到「民主」，鏗鏘地宣佈「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引申開來，沒理由不能說「民主是香港的生命」、「一人一票的普選是香港的生命」。一人一票的普選，是民主的第一步，莫說已是國際標準，就連基本法也已賦予我們這個權利。然而，我們見到的只是政府年復年的以種種手段來妨礙香港的民主步伐; 剛結束的政改諮詢，正是又一惡例。

三億元政治酬庸
曾特首的新猷是政治委任制。政府建議開設二十四個副局長及局長助理職位，由特首聘任，五年涉及額外開支高達三億三千萬元。明顯地，這是特首尋求擴張權力的一步，令缺乏市民授權、只須向一人問責的「特首黨」膨脹至三十九人，縱容特首繼續用公帑去建立一言堂。林瑞麟局長辯稱西方國家也是由元首委任理念相同的人作高級官員，更反問「難道要委任理念不同的人嗎」，卻不提民主國家的委任制有人民的選票去有力制衡。

究竟這三億三千萬元的額外花費會給香港的管治帶來好處，還是為管治敗壞火上加油？顯而易見，這種政治任命制一旦實施，會對香港的政治生態帶來兩項即時的影響。特首可以不費一兵一卒馬上倍增用作政治酬庸的資源，比香港所有政黨每年經費的總和還要大。特首黨的吸引力不僅大增，更可以讓依附者看到晉升的階梯，從局長助理到副局長到局長層層攀升，是「順我者昌」的香港版本。同時，社會上「政治尋租」的活動將會大幅增加：所有特殊利益團體都會希望通過攀附政治關係而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特首身邊；而特首亦會樂於採用政治平衡術鞏固特殊利益團體對特首黨的支持。現在兩個親建制黨 ─ 民建聯和自由黨 ─ 滿以為增加政治委任職位會有助培養本身的黨員，恐怕是大大表錯情。因為新制度實施後特首可以通過更廣泛的政治酬庸來抓緊更多的特殊利益團體，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使兩個親建制黨不得不乖乖就範。特首黨坐大之日，將會是親建制黨萎縮之時。

專業界全面覺醒
與我一起欣賞Fado演出的，是一位今年剛退休、一直擔任專業職位的高官。散場時，他談到近日「普選工程連線」的工程界選委，登報發表了關於政改的業界調查結果，顯示近七成工程師認為應在2012年或以前普選特首及所有立法會議員，約六成工程師要求取消功能組別。為甚麼工程師決心放棄這張額外的選票? 因為高達九成人表示目前的立法會工程界議員的工作對自己毫無益處，其中百分之三更認為對己有害。他對近年公共管治質素的下降有切膚之痛，很高興愈來愈多人看清功能組別的禍害。

上週，我看到某報上的一段有趣文章。有兩位工程師在數據欠奉的情況下，聲稱香港工程界「普遍認為」功能界別議席值得保留並可於2016年才檢討。看來「政治尋租者」已經急不及待開始發功，甚至要損害整個業界的名譽也在所不惜。

我問朋友喜歡不喜歡那夜的演出，他說:「Fado太苦了。我明白為甚麼Cristina多次提到那獨裁統治時期。」我說:「不過，葡萄牙現在已有民主。」

新的一孽

(刊於2007年10月24日蘋果日報)
前幾天在中環乘的士。的士上，收音機播放着葉劉淑儀的訪問。葉劉的聲音，一聽便認得出來，而且腦海總會同時浮現她的招牌模樣。人的腦袋很奇妙，有些印象烙了上去之後，一生抹不掉，不像電腦可以把檔案永久刪除。所以我們做品牌建設的才會有市場。

「$^*&%^#xyz@!」

被司機大佬突如其來的粗口嚇得魂飛魄散。他頭也不回倒後鏡也不望，不似是在跟我說話。

「之前用廿三條兇我哋，又踩我哋啲揸車嘅唔識嘢，而家就跳出嚟扮道歉，你當我傻架?! $^*&%^#xyz@!」

一向不喜歡人家講粗口。但那一刻，我慶幸香港還有會講粗口的司機大佬。市井之言，出自肺腑，都是真心、良心。

止於皮相
對葉劉的認識，跟絕大部分香港人一樣，都是來自傳媒。當年她充當政府的神勇打手，藐嘴硬推廿三條，弄得「全城盡興」，結果六十萬人上街反廿三條「順便」叮了她下台。她逃到美國，轉個圈回來，精心部署洗底、「整形」再參選，配合她現在的競選口號「新的一葉更出色」，手段不可謂不聰明: (一) 高調宣傳她從史丹福大學拿了個學位，塑造「文明開放知識份子」的形象; (二) 四處派送以《香港: 過渡中社會民主發展的個案研究》為題的畢業論文，製造「支持民主」的煙幕; (三) 成立隱性政黨卻命名為「智庫」，招攬一群年輕人在身邊，以期給人「專業理性」的感覺; (四) 剪掉那令人留下陰影的掃把頭 ─ 須知「剪髮」這回事，在中國的文化中，充滿了象徵意義，可以隱喻「抹掉前孽」、「洗心革面」、「昨日的我已死」等等; (五) 在電視及電台訪問中，推了女兒出來，含淚訴說女兒因自己的工作而飽受歧視 ─ 這樣既可建立「慈母」的必殺形象，又可輕易博取同情; (六) 放棄招牌獸紋衫，改穿粉色系列衣裙，而且專挑綴有荷葉飾邊或圓角領的柔媚款式，明顯是要市民覺得她易於親近; (七) 順應「忽然道歉」大潮流，宣佈參選後，說「回想當年推動(廿三條)的手法，確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我對於當年可能有些無心的說話……，我感到很慚愧，在這向當年被我冒犯的市民道歉。」

如此努力如此苦心，能不教人感動嗎? 但值得留意的是，這一連串的精心策劃，盡是「形象工程」，亦即僅限於皮相的化妝，她的本質卻是絲毫未變。就單看她口舌上的「道歉」，大家都看得出這番話的真正意思是「我沒有錯; 但你們不高興的話，我扮扮道歉亦無妨，只要你們投我一票便行。」

特別明顯的狐狸尾巴，是她0三年辭職時曾說「對任內能夠參與這項艱巨的歷史任務，深感光榮」，而今天她則說「作為主要官員，當然我有責任按照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的決定推動這個條例」。這叫我們無法不想起六十二年前的「紐倫堡大審判」。

紐倫堡大審判
紐倫堡大審判的歷史意義，不在於判了十一名被認定為主要戰犯的納粹將領死刑，卻在於提出政府高層須為戰爭期間犯下的罪承擔個人責任，即使這些戰犯狡辯自己執行屠殺「只是在履行作為一名國家公職人員的法律職責」。大審判的另一貢獻是界定了何謂「專業道德」。德國醫師在納粹的命令下，對活生生的猶太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人體醫學實驗。這些「優秀」的德國醫師辯稱所有的實驗都是根據當時頒佈的法令進行，而且所得到的結果比任何已知的醫學研究都更具學術價值。紐倫堡法庭則根據「自然法則適用權」(natural propriety) 來駁斥戰犯的狡辯:「吾人均同意，人類生活的世界存在着重要的基本法則，以期滿足人類的道德觀、倫理觀、法治觀。」

下車時，收音機正播着電台的口號:「我們善變、不善忘」。

毒氣室、普選與藍天

(2007年9月24日刊於信報「專業眼」)

上週一, 出席了思匯研究所的空氣污染講座。講座結束之際, 一位與會者憤怒的問:「政府是否要把香港變為毒氣室?」噢, 我腦海隨即浮現多年前參觀達豪集中營的畫面 ─ 那些焚化爐、那些煙囪、那些黑煙 ─ 條件反射地我很想吐。那天, 中環的空氣污染指數高達一百四十三。

人命與經濟的沉重代價
你認為那位與會者的比喻太瘋狂吧? 讓我們看看這些實實在在的數據: 香港的空氣污染, 已每年導致一千六百人死亡; 每年因呼吸系統疾病而求診的人次高達六百八十萬; 全港四成至五成人有呼吸系統敏感病徵; 每年因空氣污染招致的經濟代價高達二百一十億元, 足夠養活十萬三千個家庭。

連商界也在抗議。美國商會今年七月進行的調查顯示，高達八成四受訪者認為空氣污染是影響本港整體環境質素的最重要因素，近八成受訪者感到香港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正在減退，近六成人認為污染問題最終會導致他們的公司撤離香港，更有八成三人指認識一些專才因空氣污染而考慮離港。一個講求速度、效率與人才質素的國際都會的政府，可以對這些危機置若罔聞嗎? 天天把「搞好經濟」掛嘴邊，甚至以此作為拖延普選、違反可持續發展的藉口的港府, 聽不聽到警鐘已大響?

害怕真相的政府
特首曾蔭權九月四日到香港大學接見六百多名學生。在會上，地球科學系的加拿大籍博士生指本港空氣污染嚴重，曾特首卻如此還擊：不要這麼快批評香港，打從我七月一日上任起，香港每日都有前所未見的藍天，你看不到嗎? (此時，曾特首沾沾自喜的從袋內拿出手巾) 你看多乾淨! 香港空氣污染不算嚴重。雖然仍有需要改善，但改善也要得到廣東省及本港市民的支持啊，包括減少汽車排放廢氣、減少用電，以及廣東省電廠減少排污……。

曾特首的回應，正正揭示了禍根：連特區最高負責人也否認空氣污染的問題，其下屬自然一層一層的否認下去; 特區最高負責人認為即使要改善空氣質素，也是市民及廣東省的責任，不是自己也不是港府的責任。試問，如此思維，何來解決問題的動力?

所以，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告訴你，空氣質素欠佳是因為天氣轉冷及區域性污染所致，「要做的已做了」。曾特首與邱局長的心態解釋了: (一)為甚麼到今天，簡單如全面的「停車熄匙」還未立法管制; (二)為甚麼到今天，還不強制淘汰高污染的商業車輛，卻反而有賞無罰的以三十二億元補貼他們喜歡何時換車就何時換車; (三)為甚麼到今天，還不立例規定車輛年檢時，除檢驗黑煙還要同時檢驗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氮氧化物及縣浮粒子等污染物的排放; (四)為甚麼到今天，政府還未訂立2010年後的長遠減排目標，令能源市場無法長遠計劃以減少污染; (五)為甚麼世界衛生組織於2006年發佈新的空氣污染指標後，港府不但不採用，還公開質疑及狡辯香港「情況特殊」，而到今天港府還在死守着一九八七年的、過時而誤導的、沒有法律約束力的空氣污染指標 ─ 一個比世衛標準寬鬆兩倍至四倍的指標; (六)為甚麼到今天，在市民齊聲反對下，政府仍允許地產商大肆興建屏風樓，令空氣污染進一步惡化。

這樣的「為甚麼」還有一百個可以寫下去，不過，政府不會回答我。政府的確沒有必要回答我或回答你 ─ 當特首與半個立法會都不是你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時候。

污濁空氣你有份吸 政府你冇份揀
港府正透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進行名為「空氣你有份吸、意見你有份呼」的「社會參與過程」交流活動。委員會挑選了三個議題讓公眾回應，我們可以預計這三個就是政府打算推行的舒緩空氣污染的措施。三個議題為: (一)高度空氣污染日子警示, (二)道路收費, (三)節約能源。

對於「高度空氣污染日子警示」, 我們的疑問是: 港府是否有決心撥亂反正, 馬上採用嚴謹的世衛空氣污染指標, 來誠實告訴市民何謂「高度空氣污染日子」?只有誠實面對, 方能對症下藥。宏觀一點考慮, 港府制訂這三方面的政策時, 必須立法強制執行。單單以「勸諭」、「鼓勵」、「建議」、「自願參與」等推行, 誰也知道無效, 否則空氣污染指數也不會高達一百四十三。根據思匯的最新報告, 倫敦與洛杉磯的空氣之所以能夠持續改善, 其中一大重要因素就是嚴格立法、強制執行, 讓政府有強大的理據及力量去抵抗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反對。

再宏觀一點看, 要政府願意以公眾利益為自身利益、從而願意去抵抗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反對, 大前提是讓市民成為他的「老闆」。世上沒有不以老闆利益為依歸的打工仔, 除非你不介意今天未到下班便被「炒魷」。

要「普損」還是普選?
九月四日，這邊廂曾特首笑着說香港日日藍天，那邊廂多名港大學生會代表手持橫額，高呼要求曾特首「停止假諮詢，還我真普選」。這些大學生，一語道破了香港空氣污染的終極根源: 沒有普選, 何來藍天?

也是詩人

(刊於2007年9月CUP)

這是沒有詩人的世代。但是, 一個優秀的品牌設計師, 不能不是一個詩人。

品牌建設中極重要的一環是品牌識別(Brand Identity); 而在品牌識別的眾多項目中，焦點必然是標誌(Logo)設計。一個品牌的標誌，就像一個人的面孔一樣，是消費者最先接觸到又最常接觸到的視象。相由心生，正如人的面孔反映了人的品格性情，品牌的標誌亦反映了品牌的精神、信念與個性。所以標誌設計被公認為平面設計中難度最高而要求最嚴謹的一項，非一般設計師所能駕馭。這解釋了為何很多大品牌願意花上百萬的費用去設計新標誌。

標誌設計之難，在於要從品牌的精神面貌中發掘出最重要的那一點，再將它化為形象，以最精簡的點、線、面表現出來。這藝術就如作詩。一首五言絕句只有二十字，一首十六字令更少四字，詩人往往要在這短短的篇幅裏，包容一個上下數千年、跨越天上地獄與人間的世界，與他那激盪的心靈。所以，標誌設計師跟詩人一樣，愛運用「意象」與「典故」，以最小篇幅表達最多內容。

先說「意象」。袁行霈先生在《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一文中指出:「物象是客觀的，它不依賴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樂而發生變化。但是物象一旦進入詩人的構思，就帶上了詩人的主觀色彩。這時它要受到兩個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經過詩人審美經驗的淘洗和篩選，以符合詩人的美學理想和美學趣味; 另一方面，又經過詩人思想感情的化合和點染，滲入詩人的人格和情趣。經過這兩方面加工的物象進入詩中就是意象。詩人的審美經驗和人格情趣，即意象中那個意的內容。因此可以說，意象是融入了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觀物象表現出來的主觀情意。」(載《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就以古代送別詩為例，常用的意象有長亭、短亭，陽關、古道，北梁、南浦，芳草、楊柳，青燈、美酒等; 其中的「長亭」與「南浦」特別有代表性。古代的交通，中原與北方主要靠陸路，南方則多靠水路。於車馬道旁，早在秦漢時便開始置亭，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供行旅休憩及送別餞行之用，故「長亭」便象徵了依依送別的情景，多見於中原與北方詩歌。南方的詩歌，由於地理關係，多用「南浦」(南面的水濱或泛指河流分口登舟處)的意象帶出水路送別之情，最早大概見於屈原《九歌．河伯》的「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此後一代一代的詩人，承襲了這手法，不斷將離愁別緒加諸「南浦」這意象上。(程郁綴《唐詩宋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所以，每當我們在詩詞中看到「長亭」或「南浦」二字時，腦海便自動投影出一雙好友或戀人於蕭瑟的黃昏話別的畫面 ─ 我的皮膚感受到夕陽的餘溫夾雜着西風的寒意，我見到淚眼相看，聽到馬嘶蕭蕭或水逝汨汨，還有風中隱隱傳來淒然的一句「好去莫回頭」。看，這樣用上兩字我便可省掉八十字，還可添一分含蓄。同樣地，在標誌設計中，我們愛用不同的意象去表達抽象概念，例如陰陽圖案代表平衡、圓形喻意完美、方形象徵大地、星星代表理想等。從前為新創建(NWS Holdings Ltd)設計標誌時，我便用了一面飛揚的旗幟帶出集團於業內的領導地位及前進的決心。

至於「典故」，指的是詩文中引用的歷史故事、神話傳說、文學名句等。與「意象」相比，典故作為歷史文化的沉澱，「濃度」更高，內涵更豐富，無論對寫作的還是欣賞的都是更高層次的要求。量化地比喻，如果用一個「意象」可省掉八十字，則用一個「典故」大概可省掉一千字，而且其「含蓄指數」更由丙級提昇至甲級。古典詩歌中，以宋詩用典用得最出神入化，好些作品幾近無一字無來處，二十字的五絕可承載四五個典故之多。用於標誌設計中，就是以圖像說故事，以帶出最多內容。數月前為「公共專業聯盟」構想標誌，推敲如何將「以專業智慧為港人監察政府施政」符號化時，首先想到眼睛(意象)，進而想起埃及神話中的「賀魯斯之眼」(典故): 冥王之子賀魯斯，在與邪惡的叔父戰鬥時眼睛被撕碎，後來被智慧之神治癒，最終戰勝叔父並成功令父親復活，重建和平豐饒之國; 故古埃及人以「賀魯斯之眼」作護身符，象徵治癒重生、洞悉一切及正義戰勝邪惡。如此豐富的意涵彷彿天賜，「公共專業聯盟」的標誌就此敲定。跟傳媒介紹時，這「賀魯斯之眼」成了一個有趣話題。

品牌設計師怎能沒有詩人的敏感心靈與野馬般的想像力? 不過，我們與詩人的分別是，我們更須要製造話題。

皇后的紙飛機

(刊於2007年8月28日信報)

十九日的下午，到了大會堂外的愛丁堡廣場，只見一群年青人慢慢走到已被圍版及水馬重重圍困的皇后碼頭前，一個一個的攀上水馬，然後把一隻一隻的紙飛機飛入皇后碼頭。那些紅紅黃黃的紙飛機，在年青人的歌聲與鼓聲中，飛得很好看。它們本來就應該在愛丁堡廣場上自由地飛，但今天，卻壯烈的飛越封鎖，要為皇后殉葬。回頭發現身旁一位老先生，看得一臉唏噓。朋友介紹說: 老先生是有名的退休建築師，他的師傅就是當年將大會堂跟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設計為三位一體建築群的建築師Ron Phillips。

同日，自由黨主席田北俊指政府當年進行諮詢時「無人反對」拆卸皇后。若田北俊做過一點功課，當會知道規劃師學會早於九九年，已表態反對政府清拆皇后碼頭這個在香港殖民地歷史及社會運動史上具有無可取代價值的歷史建築，惟政府未有理會。

再給田北俊惡補惡補政府這十六年來如何原地踏步: 《城市規劃條例》於一九九一年修訂時，規劃署曾內部建議賦予城市規劃委員會有法定保留古蹟權力，彌補古物古蹟辦事處的不足，但政府以「並非適當時機」為由否決; 九六年，政府準備檢討古蹟政策; 九七年，古物諮詢委員會開展檢討; 九九年，特首於施政報告中表示會檢討古蹟政策; 0三年，文化委員會向政府提交政策建議報告; 0四年，民政事務局又說要進行「第一期諮詢」; 0七年天星運動後，民政事務局再一次說要進行古蹟政策諮詢，可是，局長何志平提的問題竟然和0四年一模一樣。十六年來，政府沒有真正提出任何政策改革，古蹟制度裹足不前，白白浪費了香港人十六年的青春及無數公帑!

今次皇后碼頭事件因為有不少獨立專業人士參與，成為了一場難得一見、以知識為本的社會運動。那些鏗鏘有力的專業論據，凸顯了政府今天口口聲聲說的保留皇后會「浪費時間」、「浪費公帑」，其實都是掩眼法。因為對它來說時間與公帑的價值可以任意按政治需要而詮釋。政府的古蹟制度是否已一敗塗地? 香港公共管治的衰敗能夠挽回嗎?

古物諮詢委員會過去二十七年曾為六百零七座歷史建築評級，其中五十四座獲評級的歷史建築已被清拆，包括五座一級歷史建築(如二十世紀初興建的前香港會所大廈、舊郵政總局、匯豐總行)。拆天星、拆皇后，接着是拆灣仔包浩斯式街市、拆六百歲的衙前圍村、拆卑利街嘉咸街、拆中央書院舊址、拆灣仔警署…… 政府將會起勁地拆下去。我們每一次也得跑上街抗議嗎? 每一次也得逼年青人絕食嗎? 每一次也得要全世界的人恥笑政府拿大鐵剪對付小市民嗎?

問題癥結在哪裏? 早前皇后碼頭司法覆核的判詞反映了一切: 古物諮詢委員會的公信力與向心力已給政府一手摧毀；古物事務監督一人獨大不受制衡；古物事務監督與發展局長身份重疊造成嚴重矛盾與功能障礙。

所以，我們唯一的出路是徹底改革文化古蹟保育制度，並從今天馬上開始。改革可朝五大方向進行: (一)古諮會應該提昇為與城市規劃委員會同級的法定組織，有法定權力評定文物古蹟，不能再由古物事務監督獨裁決定，並且將職權範圍擴大至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二)古諮會的成員及主席不應全由政府指派，必須要加入民主機制，建立持份者推選的制度；(三)應該強化公眾參與，例如設立地區機構，從下而上蒐集市民對該區應保存的古蹟、地標或文物的建議，再由古諮會討論；(四)設立「文化遺產保育基金」，以持份者主導形式資助文化遺產的長期保育工作；既然保育與開發是一個銅銀的兩面，政府應從土地收入中撥出固定比例給予基金作為經費，並且吸納民間及商界資助，進行可持續的保育計劃；(五)政府應决心採納國際慣用的最佳準則，作為保育香港文化遺產的藍本，以評定、規劃、管理及保育文化遺產，例如一九六四年訂立的威尼斯約章、一九九九年修訂的布拉約章、及二０００年國際組織共同發佈的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

十九日在皇后碼頭的論壇結束後，我正要離開，卻見旁邊一個三四歲的小孩，拾起了地上遺留的一隻紅色紙飛機，笑得很燦爛。小朋友啊，你希望這個政府給十年後的你留下一個怎樣的香港? 是一個像失憶流浪漢般沒有過去、沒有身份、只剩下滿身假貨與蚤子的城市，還一個是充滿歷史內涵與尊嚴、充滿生機、連紙飛機也可自由飛翔的真香港?

袋巾與傑哥之間

(刊於2007年8月CUP)

六月，總是充滿意外。

「這是我的新網站設計，可否給點意見?」六月某日，收到梁家傑(Alan)的電郵。我建議改為從品牌建設開始做起，這大概在Alan意料之外; 他爽快的一口應承，同樣在我意料之外。

做人物的品牌，其實跟做產品或企業的品牌道理相近，重點在於跟消費者建立一段牢不可破的關係，令消費者愛上你，愛你的優點，愛你的缺點。這次為Alan做品牌，最大的挑戰是於年初的特首選舉時，他已透過傳媒的廣泛報導，塑造了一個很別緻而深入民心的形象 ─ 袋巾。我說這是「形象」，因為著眼點只是好看不好看、是否得體、是否合乎大眾的期望。但這次的任務，是把剛建立的「形象」改造並推往更高層次 ─「品牌」，而我們面對的，是短至只有兩星期的工作時間及極有限的預算。

一般做商業品牌時，作重要決定或策略前都會進行市場研究，資源許可的會做大規模問卷調查，否則便選擇小組研究的模式，以掌握第一手市場資訊，為制定策略提供較科學化的依據。因此我們馬上為Alan安排了四場小組研究，親耳聽聽不同背景的市民如何表達對時局及政治人物的看法。然後，在兩天內重看及剪輯錄影片段、歸納結果、分析現況、找出落差，再建議對策、定位及行動。簡報那天，Alan專注的聽我與拍檔講述了四小時，然後爽快的說:「同意!」我們如釋重負，心中暗叫:「梁家傑好嘢!」*

份內的工作已了。但值得我幫忙的人，我一定幫忙到底。翌日，我幾乎是把設計師禁錮起來，箍着他的頸聯手按通過了的定位設計了六款標誌，趕於傍晚交給Alan。結果又在我意料之外，Alan選了我們認為最好而預期他必不接受的設計。那是我手畫的卡通版Alan (其後承蒙尊子先生補上幾下神來之筆)，頭頂有三劃象徵願景、勇氣與智慧的筆觸，下方以充滿「集體回憶」感覺的特製字款寫上「傑哥」二字 ─「傑哥」此稱呼，源自三年前一位司機大佬之口，親切得像家人一樣，還寄託了幾許期望在裏頭。從「梁家傑」走到「袋巾」再走到「傑哥」，中間有多少人的汗水與眼淚?

然後，才回到Day 1的那個「新網站設計」，給了一點意見。又提議了一些口號，最終選擇了「有膽•有承擔!」我們想了多天，始終覺得這句最能如實帶出傑哥的特質，而且易記易上口，便就此敲定。

新品牌識別與新網站終於推出了，才真的鬆一口氣。前幾天約了傑哥到IFC的露天茶座閒聊，穿上白裇衫牛仔褲的他翩然而至。我說:「政治人物做品牌建設的，西方常見，例如這一期最紅的希拉利與奧巴馬; 台灣也做得成熟，馬英九及阿扁自然是突出例子。香港在這方面落後得可憐，你做的可說是突破。」

「香港的貧乏，是制度使然。美國與台灣有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人民有真正的選擇權，政治人物便得每秒鐘也在角力，怎能不著重品牌建設?」傑哥一邊說一邊捲起衫袖。

「說的正是。品牌建設的精神有二: 一，將自己與競爭對手清晰區別開來，讓受眾易於選擇，所以大前提是受眾真正有選擇權、『有得揀』; 二，要與受眾建立牢不可破的關係，所以大前提是有真正的受眾。香港沒有一人一票的普選，所以人們沒有真正的選擇權，而更差勁的是沒有真正的受眾(絕大部分市民非特首與功能組別選民)，那政治人物又如何建設品牌? 不去建設品牌，那政治人物又如何會自我鞭策自我完善?」我愈說愈沮喪。頭頂不知何時飄來了一片烏雲。

「要相信香港人求變心切。選委大戰與吊詭的特首角力，已顯示了香港人自我完善的心，再無人能教我們走回頭路、做二等人。香港人也在地球村中建設自家品牌啊。」傑哥說要跟孩子去看哈里波特，揮揮手便翩然飄走了。頭頂的烏雲不知何時已散去。

*註: 這是蘋果日報於首場特首辯論翌日(3月2日)的A1頭條標題; 愛這標題更愛那張精彩照片 ─ 傑哥得體而謙虛的笑着微微欠身謝過市民，旁邊是曾蔭權充滿怨氣的背影。傑哥籌備新書《袋巾背後》時，我忍不住提議編輯採用此照作封面。那時還不知新書叫作《袋巾背後》，是巧合，還是天主的幽默?

愛上他吧

(刊於2007年7月CUP)
「你愛他甚麼?」
「能解釋的, 就不是愛情。」

愛一個人, 是不能夠理性地分析的。你愛他的優點, 看不到他的缺點; 就算看到他的缺點, 也會視之為特點。他犯了小錯, 你會笑着對他說:「沒關係, 下次做好一點就是了。」他犯了大錯, 你心如刀割, 但仍含淚告訴他:「我永遠也不會放棄你的!」

沒錯, 我們做品牌建設的, 就是要令消費者愛上一個品牌, 像愛一個人一樣毫無理性, 死心塌地, 一往無悔。為甚麼?
(一) 人的理性思維會隨着他的年紀、收入、身份、閱歷而改變, 只有愛情可以不變(當然, 愛情也可以變)。你五歲的時候遇上「紅血可樂」, 一見鍾情; 十五歲的時候知道喝之無益, 但仍繼續整天的喝; 三十歲的時候, 專業而中產的你天天嚷着要減肥, 便轉喝「紅血可樂」的代糖版本, 並告訴自己喝之真的可以減肥, 然後間中偷喝原裝全糖版本。九十歲, 大限將至, 已為城中富豪的你告訴兒孫: 「放一瓶紅血可樂在棺內陪我上路吧, 記着, 我要玻璃瓶裝原味版本。」而你最大的驕傲, 是終身堅持不喝一口「藍血可樂」。
(二) 一個品牌日復一日的在市場上運作，無論本質多優良，難免也有犯錯的時候，但若消費者愛他愛得深，便會無視此等錯失，還會為他辯護; 他願意第一時間認錯並稍作彌補，消費者更會給他加分。例如「一哥穀類早餐」被發現有蟲，他即時聯絡傳媒，宣佈顧客可以退貨; 顧客說「這只是個別事件」、「幾百萬盒中才不過一盒有蟲罷」、「幾隻蟲吃不壞人」、「有蟲代表天然無農藥」，完全沒有因此而對品牌失去信心; 結果產品銷量絲毫沒有下跌。又例如那些自認很愛子女的父母，看到新聞報道說「牡丹樓」的食品被驗出含有大量反式脂肪，但還是天天帶孩子去光顧 ─ 因為他們自己也是「牡丹樓」的忠實粉絲!

不過，無論我們如何教人不理性，自己卻要100%理性，以成功發掘出那條「打開瘋狂愛上品牌之門」的鑰匙。接手一個品牌，首要工作是理性地研究數據與資料，包括品牌的起源、發展歷史、業績與股價走勢、敵我市場佔有率的消長、消費者人口數據、消費模式與趨勢、市場調查結果、產品成份與益處害處、科研報告等等。跟着便要上山下鄉 ─ 到工廠或地盤或銷售點去看去聽去與人聊天「收料」。消化了這一切，我才可以說服自己毫無保留的去愛這個品牌; 也只有這樣，我才可以有力量不眠不休的去向消費者「施法術」，要他們比我更愛這個品牌。記得入行之初，主力處理食品品牌，便天天翻閱如山的營養報告及科研報告，結果是對品牌理解愈深，愛得愈深，天天在辦公室也吃着那些品牌的產品，教同事們忍不住問:「你駛唔駛咁hard sell???」

賀魯斯之眼

(刊於2007年7月A45)

兩年前到埃及旅行時，聽到這個神話: 冥王奧西利斯(Osiris)被弟弟動亂之神塞特(Seth)殺害; 奧西利斯之子賀魯斯(Horus，鷹頭人身之神祇)，在與邪惡的叔父爭鬥時眼睛被撕成碎片，後來被智慧之神托特(Thoth)治癒，最終戰勝塞特，成功於地府拯救父親並使之復活，重建「和平豐饒之國」。因此古埃及人以「賀魯斯之眼」(Wedjat Eye)作護身符，象徵治癒重生、洞悉一切及正義戰勝邪惡。

為「公共專業聯盟」構想標誌，想到如何將「以專業智慧為港人監察政府施政」符號化時，「賀魯斯之眼」突然浮現腦海 -- 那堅定的眼神，像是召喚，我驚嘆「就是你了!」 符號敲定，再選了代表智慧的藍色及象徵開放自由的綠色作組織顏色，我們的標誌便誕生了。我特別鍾情賀魯斯之眼的「治癒」、「重生」意義 -- 你問: 香港病了嗎? 要醫治嗎? 香港死了嗎? 要重生嗎?

香港真的病了。就以時刻影響着你我健康的空氣質素而言，不用看專家報告，大家都可以見到嗅到香港的空氣污染在這幾年急劇惡化。但最可怕的是，政府竟無心解決問題，說香港空氣只不及南北極清新! 看看環保署的網頁，寫着「和1999年比較，(05年)路邊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及氮氧化物平均含量分別減少13%及19%」，簡直形勢大好! 但香港大學醫學院的一位教授在仔細研究數據後指出，環保署的報告極為誤導: (一)環保署不用全數七年的年度數據點而只選擇兩年的年度數據點，(二)不用全數三個路邊監測站的數據(銅鑼灣、中環、旺角)而把旺角數據排除在外。若採用全數七年數據及包括旺角數據，可吸入懸浮粒子及氮氧化物只減少6%及11%，遠差於環保署的報告。而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污染物濃度都已極高! 荒謬的是，政府為自己訂了一個極寬鬆的指標，因此無論空氣污染多嚴重，他都可說自己達標、都可說自己做得十分好。例如可吸入懸浮粒子的世界衛生組織標準是20µg/m³，香港的標準卻竟達55µg/m³，是政府認為我們可較世上其他人多吸入2.75倍的懸浮粒子嗎?

市民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是專家，所以各界專業人士對政府的及時監察，可助市民看清事實、維護自身權利。在我們不能一人一票監察政府的今天，專業人士的道德勇氣是我們可以倚重的力量。這就是「公共專業聯盟」的「賀魯斯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