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西灣之後

(刊2010年9月 CUP雜誌)
手臂上那持續了三星期的甩皮已停止，但卻深深烙下了七月廿五日大浪西灣的太陽，啡啡紅紅的，與被衣服蓋著沒曬黑的地方劃清界線，黑白分明的很是難看。那天與朋友去了西灣支持「大浪西是我們的」抗議行動，現場看看心愛的西灣給蹂躪成怎麼一個樣子。

去到慘案現場，眼睜睜看著灘後給掘成一大片爛地，數輛剷泥車還大模斯樣的蹲在那裏; 腦中想到的是七月中事件曝光後，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去西貢吃海鮮「推廣地質公園」時，還面不紅耳不赤地說他不知情甚至不知西灣在哪; EQ再高的人，如我，那一刻也無法不怒火中燒，想大喝一聲「拖佢出去斬!」─ 這個「佢」，不是魯連城，不是邱騰華，而是特區政府。

新舊媒體互動
Facebook又一次發揮其「尋釁滋事」、「打擊政府管治」的特異功能，聚集了八萬憤怒的老中青積極跟進，天天現場直擊，又吸引了無數傳統媒體的記者在此打撈有用資料，新舊媒體良性互動(互相煽動)，成了五區公投與政改後的社運新一波。這大概是超出了大家的預期的。群情洶湧下，再加上連國際傳媒都狠批(特區政府的死穴?)，政府再多互相拋波卸責的絕技也招架不住了，終於在八月六日刊憲(註一)，把大浪西灣16.55公頃土地納入「發展審批地區草圖」(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 Plan)，暫劃為「非指定用途」地帶，即時凍結新發展，有效期三年，期間違反限制的新工程須獲城規會批准，否則即屬違法; 城規會須於限期內公開諮詢，然後制訂長遠的「分區計劃大綱圖」(Outline Zoning Plan)取代; 大綱圖一般會詳列區內土地的用途及限制。

香港的城市規劃是一個由上而下及行政主導的制度，大致上分三層：即「全港發展策略」(如「香港2030」)、「次區域發展策略」和「地區圖則」。這些規劃文件均受「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規範，但只有「分區計劃大綱圖」、「發展審批地區圖」及市區重建局發展計劃圖(Development Scheme Plan)擁有法定地位。

做不了? 不做了?
政府引用「發展審批地區圖」阻止破壞早有先例，由於疑有發展商欲在深涌興建高爾夫球場，政府遂於2006年制定發展審批地區圖並刊憲以阻止計劃，將該區大部分範圍劃作「自然保育區」，並有「綠化地帶」作緩衝，中部平地劃作「農業」地帶，而擬供擴大鄉村範圍的用地則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註二)。早於九十年代，政府更曾一年內發出三十個「發展審批地區圖」。

大浪西灣這一役，算是公民社會「小勝一仗」嗎? 我實在說不出口。即使單就大浪西灣破壞事件而言，大浪西灣關注組已質疑發展審批地區圖成效，認為政府應回購郊野公園邊緣的私人土地以徹底解決問題。至於給掘爛了的大片土地，邱騰華只表示八月初已去信魯連城要求修復原貌，但由於不具法律約束力，未獲回覆。魯連城不理睬邱騰華? 弔詭的是，魯連城的公關公司在八月四日約見了創建香港的司馬文和西貢之友的Guy Shirra以收集意見，兩位熱心人要求魯連城無條件修復受破壞的土地，透過規劃發展該地或乾脆將土地捐給保育基金，再不然就向政府尋求土地回收。那邊廂，行山人士近日卻又發現，位於西灣的國際級景點四疊潭亦遭破壞，給污染成灰黃一片，懷疑源頭是魯連城的工程，但政府未見有追究的動靜。「小勝一仗」? 誰勝了?

政策漏洞引狼入室
況且，大浪西灣的浩劫只是冰山一角。世界自然基金會於七月底至八月中舉行的「捍衛鄉郊、監察環境」展覽，就揭露了2006至2010年間的49宗生態環境破壞個案，包括大欖田夫仔、馬鞍山梅子林及北區鎖羅盤等(註三)。而據南華早報八月十八日的報道，全港有77塊位處郊野公園之內或邊緣的私人土地，還未轉賣的也隨時給地產商賤價收購大起豪宅。報道指出，最少發現了十間私人公司已購入此類「無王管」土地，可怕的是，這些公司多與鄉事領袖(包括鄉議局的)及地方政客(包括區議會的)有關連。再看看八月八日的蘋果日報，指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劉皇發屬下公司，七月向城規會申請，在下白泥興建137幢三層高獨立屋豪宅及十二幢營舍，佔地超過三十一公頃，環保團體已擔心會釀成生態災難，故強烈反對(註四)。

保育政策千瘡百孔，丁權長期被濫用，怎能不招致火頭處處? 而站在社會對立面的又是龐大的利益集團，市民再有韌力，又如何月復月年復年的螳臂擋車? 所以，政府實在責無旁貸，必須立即行動，馬上以法定規劃圖則保護郊野公園之內或邊緣的私人土地，並把此等「無王管」土地全數收購。怕對方坐地起價嗎? 特首可隨時發出「發展審批地區圖」凍結發展的這一招，就是最大的籌碼!

有招而不出、有籌碼而不用，就不好怪市民天天罵你「官商勾結」了。

(註一: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008/06/P201008060142.htm )
(註二: http://www.info.gov.hk/tpb/en/about_us/Annual_Report/2006-07_10.pdf )
(註三: http://www.wwf.org.hk/tlw_updates.cfm?2480/Safeguard-our-countryside-photo-exhibition )
(註四: 創建香港保護白泥運動詳見 http://www.designinghongkong.com )

全城斷片

(刊2010年9月Cup雜誌)
「這真是匪夷所思。」
「對未曾試過的人來說，這的確是匪夷所思的一回事。」在中環某酒館裏，與水渠M聊起「斷片」 ─ Blackout. 醫學字典說這是 “A temporary loss of memory or consciousness”，但我會把 “temporary” 這個字刪去。
「是否像醉酒一樣?」
「不是。醉酒時人尚會有三分醒，勉強能說話也聽到自己說甚麼，亦勉強能控制自己的手腳。」
「是否像夢遊一樣? 夢遊也夠匪夷所思的了。」

永永遠遠消失
「不是。我小時候就常常夢遊。夢遊是你會有一點點意識但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想法，也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手腳。例如我會把枕頭丟進洗衣機。」
「那『斷片』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狀態?」
「你問到了問題的核心喇。斷片不是一個當下的狀態，而是人在酒醒後才發現的一個現象: 發現之前數小時至十數小時的記憶完全沒有了。不是一時忘記而將來某天會突然記起來，而是那數小時至十數小時在宇宙中永永遠遠消失了。你看過電影剪片嗎? 我初入廣告行時經常要去看剪片的，是實物，不像現在甚麼都digital; 剪片就是拿起菲林，把不要的一段或幾格剪去、丟掉，再把之前之後的菲林重新駁回，沒事人一樣，而給丟掉的那一段就在宇宙中永永遠遠消失了。」水渠M大概仍認為我在說著《聊齋》◦

斷片可怕之處，就是它並沒有一個當下狀態，即是別人看不出來、你自己也不知道，更毫無先兆。在那段消失的時間裏，你可能看起來像大醉，也可能像微醉，甚至像沒醉。人家以為你清醒而事實並非如此，那是很《聊齋》的一回事。

別人的故事
醒後，你努力回憶之前的事卻怎也想不起，一絲一毫也想不起，你才知道自己斷片了。你第一件事是看看手提電話的通話與短訊記錄，看看自己有沒有在那消失的時間裏打了不該打的電話、發了不該發的短訊。然後，你會致電在那消失的時間裏陪伴你的友人，要他仔細地重頭到尾的說一遍那數小時內發生過的事、各人說過的每一句話。像警察落口供。

當友人仗義幫你重組那消失的時間，你就像在聽別人的故事甚至像在聽《聊齋》，邊聽邊不住的說:「真的嗎?」「不會吧?」「有這樣的事?」「Shit!」

有時候，當看到香港政府不停地剷去老舊的、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如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又或事不關己般不去積極保護古蹟，如荷李活道中央書院遺址、大埔碗窯、西灣古蹟等，我們都無法不陰謀論地認為政府想來個全城斷片，讓香港成為沒有記憶的都市。就像獨裁者佛朗哥曾禁止巴塞隆拿市民使用加泰羅尼亞語，為的就是令大家忘掉自己，全城斷片。然後，於某年某月，當失去記憶的人偶然聽到那消失的歷史時，就像在聽別人的故事甚至像在聽《聊齋》，邊聽邊不住的說:「真的嗎?」「不會吧?」「有這樣的事?」「Shit!」

香港品牌給政府再砍一刀

(刊2010年8月CUP雜誌)
早幾天清理舊雜誌時，看到一篇三年前管理大師大前研一的訪問，有這麼醒目的一段:「…… 中國人的思維中，只得『賺錢』二字，而沒有持續發展一門生意的意識，故難經風浪。…… 中國企業專長發展製造業，但這些廠商其實並不喜歡生產，只是喜歡賺錢而已。當他們賺夠錢，便會發掘其他機會，例如地產項目……」。看後，我沒有如糞青般大吼「蘿蔔頭又來侮辱中國人」，而是拍案大讚講得好。

「持續發展一門生意的意識」，就是品牌建設的核心思想。滿腦子「搵夠即閃」的人，會有些微意願去搞好品牌嗎? 城市品牌也一樣，如果城市的首長與政府沒有以「持續發展一門生意的意識」去管治城市，一心「搵夠即閃」，而你又不能用選票換掉他們的話，則這個城市品牌必死。

城市是我們的
城市品牌不會一下子死掉。這個死，還得有一個過程; 過程中，城市品牌的各個組成部分會因為種種制度上的漏洞而給左一刀、右一刀的砍掉。有形的部分，例如自然資源、歷史建築等，給砍掉時特別容易被市民察覺，視覺上特別血淋淋特別野蠻，所以容易牽動人心、烘熱情感，也就特別容易激發公民抗爭。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喜帖街、景賢里以至去年高鐵輪下的菜園村，保衛戰一浪接一浪又屢敗屢戰，高呼 “This is our land!” 的香港熱血市民真是很辛苦!

新的一浪很大，在大浪西灣。她不單是香港十大勝景之首，不單是多數本地行山友的最愛，更是不少外國遊客的品味景點。正如我到每一個地方旅行，必然會抽時間行行山看看海，不然我會覺得白去。去東京會「順道」去伊豆行山，去三藩市會「順道」去Yosemite與大峽谷，去倫敦會「順道」去湖區。這些山水都是城市/國家品牌的珍貴組成部分，沒有了，城市就不再可愛、不再有靈氣。我第一次到大浪西灣行山，是二十年前的事; 還沒出過遠門的我，頭一趟看到在香港竟有這樣一片無人跡的大海灘，那種震撼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此後愛上了行山，大浪西灣自是常到之地。

網上網下頂硬上
所以當上星期從facebook看到「強烈譴責魯連城破壞大浪西灣自然景觀生態，要求立即停止有關建築工程」的群組(註一)，再補看南華早報的率先報導，看到大浪西灣焦頭爛額，真是怒不可遏! 相信實在有太多行山友跟我一樣，對大浪西灣有着同樣的回憶與感情，因此群組成立三天已有逾三萬六千人加入(註二)。群組已在進行或組織一連串的行動，包括聯絡傳媒與立法會議員、籌款刊登廣告、七月廿四日向漁護署遞信、七月廿五日舉行「大浪西是我們的!」抗議旅行團等。

砍殺大浪西灣的不是魯連城，而是政府。他掌握所有社會資源，卻任由種種制度上與法律上的漏洞存在，任由懂得漏洞的財閥對社會資源「合法地」予取予攜，被踢爆了就各部門互相推卸責任。香港市民花錢供養政府，卻被迫天天費盡精力去監察政府，嚴防他做壞事，甚麼世界? 市民只得學袁崇煥以一敵十抗清兵，大喊一聲「X哪媽、頂硬上!」

公民抗爭，已成了香港的城市品牌。

(註一: http://www.facebook.com/?sk=messages#!/group.php?gid=119731658073048)
(註二: 八月七日人數約七萬八千)

傳說中那成粉之路

(刊2010年7月cup雜誌)
早幾天，非非在facebook分享了一篇專欄文章，題為〈「連一個沙田師奶也明白」〉。我想:「好面善喎」，於是細看。文章起首寫到:「『連一個沙田師奶也明白，政府方案的本質是擴大功能組別，議席由三十個增至三十五個，是完全違反《基本法》的。』這是昨天蘋果論壇〈起錨！曾班子違反基本法〉一文最吸引我的一句。實際情況倘如作者所說，則小城幸甚。……」噢，我發覺自己額頭在冒汗。

當時年少春衫薄
是林夕。他竟然在其專欄提到我的文章。從Raidas年代起已成為林夕粉絲的我，怎能不冒汗? 緊張地把其文章逐字看畢，沒發現太過批評之處，才鬆一口氣。能讓我自稱粉絲的當代詞人，只有林夕一個。他1986年憑《吸煙的女人》於香港流行樂壇成名，但讓我真正「成粉」的卻是他翌年的《傳說》，看這樣的歌詞:「小玉典珠釵，鉛華求長埋，祝君把新歡，乘龍投豪門; 我要是變心有誰為我盡情罵?……重合劍釵、修補破鏡，只有寄情戲曲與文字; 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待，早已變成絕世傳奇事」，將古老小說戲曲混合殘酷現實，調出一杯冒白煙的迷魂苦酒，沉迷中國文學的我沒有不「成粉」的理由。

九十年代起，他為黃耀明、達明與王菲填的詞，我基本上全都喜歡。至於他為其他歌手寫的，雖然我不特別留意，但偶然聽到電台傳來一兩句很詩意的詞，我就像聽到叮的一聲，馬上猜中那就是林夕手筆。聽到「如能忘掉渴望，歲月長衣裳薄」(楊千嬅〈再見二丁目〉)，怎能不想起韋莊的「如今卻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 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 聽到今年的「那時青絲，不會用上餘生來量度」(陳奕迅〈一絲不掛〉)，你耳畔怎能不響起李白的「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這詩意就像一個品牌的signature，只此一家。

家中有一本林夕88年出版的文集《即興演出》，書的封面封底都已變灰黃。本來還有更早一點出版的《某月某日記》的，但因為內頁有林夕的簽名，給同是夕迷的吾弟法蘭西搶去了，至今一直不肯歸還。

不思議剪報物語
倒是那些林夕專欄的剪報，更為珍貴。中學時代起，養成剪報的習慣，剪下的專欄、新聞或圖片，都好好的貼在作業簿裏; 作業簿以心愛海報底面包裹，最後外面包一層啞面包書膠作保護，珍而重之。結果這樣的剪報簿，弄了不少於二十本，直到互聯網出現，剪報的習慣才甩掉。

剪報中最多的是林夕的專欄。那是87年前後，我還在讀中學; 林夕於快報有專欄，我因家中不是看該報的，便厚着面皮叫有訂該報的同學珊珊幫忙，天天給我剪報。就這樣，珊珊仗義為我當了好長時間的義工。那專欄叫甚麼呢? 我的剪報簿中，有屬於《不思議物語》的也有屬於《天窗》的，無標示日期，推想是專欄本叫《不思議物語》而後改稱《天窗》。後來，或許是再無人幫我剪報了，收藏變得零散。《亞里安》漫畫海報做包書紙的那本剪報簿，有93年林夕在東週刊的三篇:〈到沒有人的地方去〉、〈借力踩〉與〈妖言惑眾〉。室內設計海報做包書紙的那本，有沒標日期但大概是90年的〈飲宴厚黑學〉。封底是電影《青蛇》海報的那本，有大概是九十年代的〈嘩!〉— 文章最後一句「嘩的一聲之後，誰都沒有好處」是我至今經常引用的心頭好。

起錨! 曾班子帶你違反基本法

(刊2010年6月10日蘋果日報)
從前，我有一艘小艇; 我常於週末下午把小艇駛往近喜靈洲的海中心，放下船錨，然後安心釣魚或野餐，到黃昏便收錨駛回家。我的安心是基於掌舵的是自己。如果掌舵的換了是個曾多次出賣你的人，磨刀霍霍作準備犯法之勢，更拒絕回答要把小艇駛往何方，你會怎樣?

為宣傳他的「擴大功能組別政改方案」，曾蔭權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起錨」廣告，電視、電台、地鐵以至滿街的電燈柱海報，室內到戶外、地底到半空，剛過去的兩週更四出巡遊。政府掌握龐大公帑，要賣多少廣告都可以，我沒話好說，倒想談談他的出巡「落區」。

挑釁還是溝通?
落區本是好事，這個年代誰敢不搞「公眾參與」? 但要搞便要看目的與成效。且不論曾班子的目的是(一)宣傳方案，(二)擺出勤奮及誠意溝通的姿態給他的「老闆」看，或(三)聽取民意，他們做到了沒有?

五月廿九日首次落區: 行程保密，不准傳媒跟隨 ─ 這似「不想宣傳」還是「宣傳」? 曾蔭權於金鐘被一青年質疑方案倒退，他回應「大多數香港人都支持這方案」，青年追問「大多數」從何而來，他說「你的表演時間夠了」，之後青年被便衣拉走 ─ 這似「挑釁」還是「與民溝通」? 曾俊華不回答市民的質問卻說「多謝你大聲」 ─ 這是「誠意」還是「敵意」? 曾蔭權在沙田被師奶問「起錨」後終點在哪，即調頭走 ─ 這似「聽取民意」還是「賤視民意」?

六月六日第二次落區: 曾蔭權到筲箕灣一商場，在「自己友」的區議會活動上說「請大家鼓掌，要話畀佢哋(反對者)聽，佢哋係少數，我哋先係大多數」 ─ 這是毫不避忌訓示你: 只容許掌聲。更不用說曾德成「高幹上身」般斥罵反對者「應被譴責」 ─ 如此的「與民溝通」，見過嗎?

以此衡量，再看看市民「全民狙擊」的反應，曾班子的落區與其民望一樣: 徹底失敗。要推銷貨品，先決條件是那是一件好貨，同時貨品不能違反法律。舉例說，你要我推銷毒品的話，對不起，我不懂得做。如果，曾班子要推銷的是勝於現狀的政改方案，則宣傳做得再難看，香港人還是不會責怪的。然而，連一個沙田師奶也明白，政府方案的本質是「擴大功能組別」，議席由三十個增至三十五個，是完全違反基本法的。

基本法指明 全部議員須普選產生
在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提出時，立法會「由混合選舉產生」的建議被否決，草委會條文總報告指出: 混合選舉「不健全」。在1984年公佈的《中英聯合聲明》，闡明選舉的定義是「直接選舉或每人有平等的選舉或每人有平等的選舉與被選權」。而在基本法草委會的會議文件上，亦清楚記載「『選舉』的意義就是直接選舉或每人有平等的選舉與被選舉權，其他任何解釋均會引起不信任或被騙的感覺，及有違《中英聯合聲明》。故此，香港人所接受的是立法會議由『選舉』產生，而並非由『混合選舉』產生」。基本法諮詢委員會1987年的《直接選舉方法方案歸納報告》指出，直接選舉「就是以普及和平等的原則，用一人一票方式，由選民直接地選出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機關議席的方案」。後來的基本法草擬委員會上，原草擬條文是「立法機關全部議員最終要由普選產生」，雖有人提出刪除，但最終條文成為現時基本法第68條，即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這說明「擴大功能組別政改方案」是違反基本法的倒退爛方案。回到文首的問題，答案大概是跳船。

「曾治香港」夕陽系列(四):「邊緣化」的環保政策

(刊2010年6月4日 信報)
當政府不斷告訴你，香港若不與大陸城市融合便會被「邊緣化」的時候，我們可會反省一下，有否固步自封甚至自毀長城，以致既有優勢逐漸消失? 在之前的三篇文章中，我們看到政府在欠缺目標的情況下，民生、財政、法治基礎如何受侵蝕。我們高度關注的環境保護現況又如何? 政府空喊「綠色香港我鍾意」之下，在2010年的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全球競爭力排名中，香港在「健康與環境」一項排名於五十八個國家地區中低見二十三。

香港變環保逃犯
前任特首議而不決，現任特首沒有承擔，致使香港應對氣候變化及減排問題的表現比內地還落後，缺乏「亞洲國際都會」的應有風範，更是在逃避一個富裕地區應負的國際責任。香港只願跟其他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的成員一樣，承諾在二○三○年把能源強度自○五年水平最少降低百分之二十五，更以「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為理由，堅持「無須達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指定的排放目標」。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特區政府只參與了推動環保電能汽車的協議。結果，當中央政府宣佈自願把二○二○年的碳強度自○五年水平減少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香港便陷於「裏外不是人」的尷尬境地，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只得宣佈「會積極配合國家實現碳強度下降的自主行動目標」。

曾蔭權政府對環保工作一貫採取拖延手法。為了回應社會關注，政府在二○○八年三月開展氣候變化顧問研究，原計劃在○九年九月完成，但在全無解釋的情況下，把研究延至今年初，相信是為了避開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引發的社會輿論壓力；但有關研究結果至今仍未公開。

強行採用超低空氣指標
特區政府所展示的短視與狹隘心胸，叫港人蒙羞。去年進行的空氣質素指標檢討，似欲使人覺得政府有所作為，但當世界的關注點已進步至氣候變化及碳排放等全球問題、在探討地球與人類的命運之際，特區政府卻把港人的視線局限在地區性的空氣污染上，還要採納一個遠低於世衛標準的空氣指標來渾水摸魚。

都市固體廢物政策同樣缺乏遠見及科學內涵，沒有從產品生命週期出發設計廢物控制及處理系統。官員只關心堆填區到達極限的問題，說擔心要增加土地擴建堆填區。這擔心已屬多餘，數週前我與友人在清水灣行山時，已近距離親眼目睹堆填區如何吞噬香港原本聞名於世的美麗海岸與郊野公園 ─ 那一刻，我與友人真是呆立當場，欲哭無淚。

有關政策沒有針對廢物產生的真正源頭，要求實施環保工序、減少生產物料（特別是有毒物料）的力度不足。如能規管生產商減少包裝物料、食肆減少使用塑膠餐具、木筷子、發泡膠等，相信減廢能收立竿見影之效。特區政府推動的生產者責任制主要應用於消費者身上，例如膠袋徵費、擬議的廢電器電子生產者責任制，其實相當消極。

回收再造業自生自滅
發展環保產業而迴避回收及再造業，實際上是空談。特區政府堅持不干預政策，不願大力支持回收及再造業。缺乏有效的回收系統，自然沒有足夠而穩定的供應以維持再造業的持續發展。特區政府對環保工業支持不力，以至稍具規模的廢紙回收加工廠先後倒閉，環保園項目也一拖再拖。政府心目中最簡易的辦法是焚化處理，不然就是把回收物資出口，把廢物處理責任推到鄰居身上，充份反映政府官員缺乏珍惜地球資源的應有態度。

特區政府不願履行處理本地垃圾的基本責任，可以從大量有害廢物未經妥善處理便棄置在堆填區、而青衣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廢物處理能力未被善用得到明證：該廠的處理化學廢物能力為每年十萬公噸，但二○○八年只處理了42,696公噸；處理慳電膽或光管設施限於回收水銀，其餘物料仍丟棄在堆填區；二○○九年只處理了約兩千公噸線路板，遠少於九六年的一萬四千公噸，大量處理設施被閒置；政府積極爭取把該廠改裝以焚化醫療廢物，而不是處理本地產生的電子廢物！

徵收碳排放費可雙重減少碳排放，而把徵費所得用於支持環保再造業，使回收物資留港再造再用，可收雙得益彰之效。但有關徵費必然會引起爭議，特區政府未敢觸碰。

政府的環保理念與政策仍停留在上世紀的舊思維舊方法中，結果是我們的空氣及環境條件愈來愈惡劣，本港競爭力愈來愈弱。誰令我們在地球村中被「邊緣化」?

你我慘被代表了

(刊2010年6月CUP雜誌)
一群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的同學要到上海看世博，出發前我便給他們補一課「國家/城市品牌」。記得同樣的題目，兩年前在北京也講了一課，對象是北京不同部門的官員。我不曉得當局在奧運前的幾個月才為奧運搞這樣的官員培訓，實際上有甚麼作用，畢竟「國家/城市品牌」不是惡補三兩天就可以補起來的; 但想想若我說的有一絲一點被他們吸收、採用了，也可從根本處造福同胞，比不停的捐款救災有意義得多。

盛事不可恃
上次是奧運，今次是世博，同樣被中央政府視為「國家頭等大事」，視為「顯示國力」的大舞台。但回看奧運至今，「國家品牌」給建立起來沒有? 北京的「城市品牌」又給建立起來沒有?

至於上海世博，我叫同學分別從「世博場內」與「世博場外」去觀察與思考，想想「場內」中國與其他參展國的目的為何又是否能達成，再想想「場外」的中央政府與人民在展示一個怎樣的「國家/城市品牌」。

「國家/城市品牌」的作用，對內是要凝聚民心，令國家/城市的組成部分—人民—可享有高質素的生活，從而樂於成為品牌的一部分與持續推動者; 對外則要吸引其他國家/城市的遊客、消費者、傳媒、投資者、高質素移民，與他們口袋裏的錢; 總括而言，是要讓國家/城市於激烈而殘酷的環球競爭中可持續發展，免於沒落。這必然要倚靠持續而全方位的努力，而政府必須起帶頭推動的作用。

亞洲國際笑話都會?
所以，一次國際盛事不能把你的「國家/城市品牌」建立起來。但舉辦過程中的弊病卻可徹底破壞你的品牌(那怕是未成形的)。今次的世博，未開幕已見災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主題曲，竟是抄襲的，真是白痴得難以置信; 當局與日本作曲人檯底下擺平事件，而非公開認錯公開說明如何善後，是第二重的災難。上海不是要做國際城市嗎? 為甚麼不明白全世界也在講公平講公開講誠信? 經此一嚇，我們對開幕後的瘋狂擠入場、搶預約票、義工打爛記者攝影機、自動垃圾箱不能動、捷克館炮轟管理混亂揚言關門大吉等等，似乎都麻木了。

誰之過? 當然是政府管理失當之過。政府的行為，無可避免地會嚴重影響「國家/城市品牌」。就正如香港，特首與其班子的行為，無論你我多不願意，也會成為香港品牌的一部分。曾蔭權於五月十四日晚十時三十分，發新聞稿宣佈他與屬下官員不會於五月十六日投票，成為史上首個自己杯葛自己舉行的選舉的地方首長，令香港淪為國際大笑話。不甘心嗎? 是的，你我都「慘被代表了」，慘被一個不知普世價值為何物的低質素的人及他的手下代表了。

「曾治香港」夕陽系列(一): 無目標的財政政策

(刊2010年5月6日 信報)
到了今年七一，在一如以往七年的遊行人潮抗議聲中，特首曾蔭權餘下的任期只剩下兩年，步入夕陽政府階段。趁此時機，本智庫將連續兩個月就當前管治問題作分析，希望現任政府能知所改善，也希望有志角逐下屆特首的人士引以為戒。

曾蔭權政府的管治成績如何? 看看市民對曾蔭權的支持度自2008年以來長期在低位徘徊，最近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民意調查更顯示，高達四分之一的市民同意用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這不單反映政府管治失敗，更顯示民怨已達警戒線。

不見社會政策願景
政府財政收支是落實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等政策的重要手段，而公共財政管理的原則及財政是否管理得宜，是政府管治水平的重要表徵。觀乎曾蔭權上任以來特區政府財政運用的表現，在營運開支封套制度的影響下，加上社會政策短視，財政工作實際上已淪為財務管理。

特區政府的理財策略，主要受兩方面的影響。其一是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必須審慎理財，對此特區政府奉為最高指導原則；其二是承襲自殖民地時代的方針及手法，例如不輕易增加經常性開支、力求收支平衡等。曾蔭權政府片面強調審慎理財及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的重要性，認為具有凌駕性，使之時而成為政府施政的「緊箍咒」、時而成為擋箭牌，排斥其他政策目標，其實質作用是要掩飾其欠缺進步的社會目標及願景的事實。

「仁愛關懷」掛嘴邊
在過去幾年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建立仁愛關懷社會的說法都被放在顯眼的位置，但市民批評政府涼薄之聲仍不絕於耳。原因在於政府完全沒有展示救黎民於水深火熱的承擔，甚至反過來對弱勢階層斤斤計較。最明顯的例子是曾蔭權一面承諾把長者生果金增至每月一千元，另一方面卻要加入資產審查制度，使人覺得政府對敬老根本缺乏誠意。面對長者護養院和持續照顧宿位嚴重不足問題，政府近日提出在增加宿位的同時也計劃引入資產審查，自然引起社會的反彈。

曾蔭權政府一貫抗拒增加經常性開支的「策略」，可以解釋為何千呼萬喚才出台的《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諮詢文件並沒有列出改善社會福利服務的項目，反而著重如何發展一個「可持續和可以負擔的社會福利制度」，並提議「用者自付」作為福利規劃的指導原則之一，使人覺得財政考慮凌駕弱勢社群的需要。社會政策沒有方向目標，餘下的只有財務管理。故此，特區政府雖然間中會增加長者及傷殘人士院舍宿位、提供精神康復者護理服務等措施，社會人士的印象是政府只因出現財政盈餘，基於輿論壓力才勉強作出一些小恩小惠的安撫。

醫療改革目的竟是融資
擬議中的醫療改革，更令人憂慮。政府不是以改善醫療服務水平為目標，而是要稍有能力的市民承擔本身的醫療開支，以從社會籌集更多醫療資金，客觀效果是中產人士失去現時享有的廉價醫療服務。然而，醫療服務可能是中產人士享受到的唯一一項政府福利！另一方面，政府一再重申獲得公營醫療照顧的必須是有需要的人士，因此可預期日後又會引入資產審查制度。

教育是另一重災區。特區政府雖然強調本港要發展知識型經濟，卻無意擴大資助大學教育，更堅持第一年資助大學學位數目維持在14,500個的水平。政府的如意算盤是未來青年人口會逐步減少，適齡修讀大學課程的人數相應下降，屆時獲資助學位的人口比例便會提高。更嚴重的問題是曾蔭權政府缺乏宏遠的視野，任由個別大學縮減規模甚至裁撤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系，以騰出資源發展「有助經濟發展」的學科，形成學系結構失衡。曾蔭權政府發展教育產業，目的是發展私營專上教育以賺取外滙，教育理念被棄如敝屣。

十大基建項目耗費動輒以百億計，特區政府顯得「義無反顧」，甚至對全城反對聲音嗤之以鼻；但面對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醫療服務及教育需求，特區政府雖然坐擁巨額財政盈餘，卻或不理不睬、或只撥少量資源虛應了事。在曾蔭權政府眼中，硬件投資遠較改善民生與長遠提昇城市質素重要。結果是: 香港榮登全球貧富懸殊榜的榜首，而各階層市民的怒火正愈燒愈烈。

去年白雪與蒲公英

(Villon)
(太宰治)

(刊2010年5月CUP雜誌)
上星期，G問要不要看松隆子演的《櫻之桃與蒲公英》(Villon’s Wife); 卻是給西班牙小姐捷足先登，前天拉了我去看。看前並不知道這是怎樣的一齣戲，連誰導誰演是古是今也不清楚。

販賣文字的gigolo
簡單而言，這是一齣「賤男加阿信」式的電影，背景是二戰戰敗後的日本。影片的調子很溫柔，西班牙小姐看得很心平氣靜，但我卻是愈看愈「火滾」，皆因那賤男竟是個大作家。他的作品大受推崇，男男女女痴情粉絲滿街，但真實的他坦白地告訴你他寫的甚麼「甘願相信蒲公英的一片真誠」都是假得連自己都恥笑的爛東西; 稿費不少，卻都拿了去嫖去飲，任由妻兒住爛木屋捱冷，還不夠，強搶善待他的酒館老闆的錢，還不夠，自稱gigolo要媽媽生倒過來為他付賬; 天天說要死，自殺了一半卻又鵪鶉地不敢死。絕!

更絕的是這不只是戲，還是雙重的真人真事。第一重: 影片改編自日本殿堂級作家太宰治(1909-1948)的半自傳《維榮之妻》，再融入了他的《櫻桃》、《二十世紀旗手》等作品。太宰治本名津島修治，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多次自殺未遂，直到1948年才宿願得償; 他被稱為「無賴派」作家，影片男主角淺野忠信說：「高中時好友強力推介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但我看到第一句已冒火三丈，大罵『這個人簡直厚顏無恥！』」。

要當文人得先像個人
第二重:《維榮之妻》的維榮，是十五世紀法國浪蕩詩人François Villon (1431-1465?)。楊絳在《我們仨》中曾憶述:「鍾書在巴黎的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實實地讀書。法文自十五世紀的詩人維容(Villon)讀起，到十八、十九世紀，一家家讀將來。」從大才子錢鍾書的選擇，可側面看到Villon在文壇的地位。出身於巴黎貧窮家庭的Villon，雖然受過高等教育，但一生過着糜爛的生活，多次因盜竊、搶劫、打鬥等罪名被判入獄或放逐，更曾兩次被判死刑但獲大赦; 1463年原等待死刑的他獲改判流放十年，是人們所知有關他的最後資料。其作品主調是死亡，代表作是Le Petit Testament 與 Le Grand Testament。看他最膾炙人口的詩句: “Mais où sont les neiges d'antan?" ─ 去年白雪今何在 ─ 可想像一個沉溺在死亡邊緣並樂於以此博取名譽、卻不願做一天好人的無賴。

從事品牌建設者，無論是廣告人、市務人或公關人，莫不看重文字; 但我對文字與寫作的偏執基本上已脫離了品牌人，而可歸入寫作人的範疇。永遠記得在北大中文系上的第一課，是于迎春老師教授的「中國文人與文人文學」，分析了為何「文人」這身份始終帶有先秦的「士」的濃烈道德與政治社會色彩; 沒有道德與社會承擔的人，即使能以文字作藝術性的書面創作，大概也不會被認為是個真正的「文人」; 這是社會對文人及文人對自己「文學與人格合一」的要求(註)。所以，看到淺野忠信飾演的太宰治，打着大作家的旗號做盡下三流的事，能不「割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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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載《錢賓四先生全集45．中國文學論叢》，錢穆著，臺北: 聯經，1998，第43頁。

爛船三斤釘 仍很重!

(刊2010年4月CUP雜誌)
晚飯後，工程V客氣地要駕車送肥叔叔與我分別到北角與中環去。走近車子，看見車頭那熟悉的標誌，我衝口而出:「咦? Toyota?」

「咦」完了才知講錯話，在這個敏感時刻。暗暗滴汗，生怕工程V一番好意卻給我言語冒犯了。「對呀，不過不用害怕啊!」聽到工程V這樣說，我知道他並不介意，才鬆一口氣，並馬上解畫一番:「此『咦』不同彼『咦』，我才不是害怕安全問題，而是記憶所及，我是從沒有乘坐過Toyota的，也沒有朋友是駕駛Toyota的; 早兩天我才問肥叔叔知不知道Toyota的好壞，所以現在有機會試坐一下，倒覺高興啊。」這是真心話。

將問題鎖死在某生產線上

我打蛇隨棍上:「為甚麼在香港很少聽到Toyota出意外?」工程V說:「可能有，只是司機不知道原因，所以變了沒有，哈哈哈……」肥叔叔搭嘴:「Toyota會告訴你，放心! 香港的車屬於日本生產線，與美國車的美國生產線不同，哈哈哈……」工程V說:「遇上好事，品牌會說全球的產品都一樣的好，因為有劃一的嚴格品質監控; 遇上壞事，品牌會說那只是某生產線、某批次出了問題。高招啊，哈哈哈……」

那麼，正坐在Toyota中飛馳的我們三人，為甚麼還談得那麼興高采烈? 為甚麼一點也不擔心安全問題? 大概我們都相信，目前品牌在世界各地出現的車輛安全質素危機，真的只是某些生產線、某些批次出了問題，Toyota這間百年老店，仍是可以信賴的。成立於1918年的豐田，原來的業務是紡織，1924年製造了自動織布機，1937年成立了Toyota Motor Corporation，1957年汽車打入美國市場，從此踏上了世界汽車大王之路。

讓三斤釘東山再起

至於今次百年一遇的環球危機，我看Toyota是可以渡過的，雖然到時可能已遍體鱗傷。處理品牌危機，無非「真誠」二字 ─ 只有如此才能讓受眾相信災難只是意外，而非品牌的質素出現了無藥可救的結構性問題，而且相信品牌負責人正努力根治問題，確保災難不再發生。「真誠」不是扮一個「真誠的表情」便可蒙混過關的，畢竟這是個透明的年代，消費者也愈來愈精明。真誠，反映在是否做到: (一)誠實面對、不隱瞞不卸膊; (二)快; (三)行動一致; (四)易地而處、將心比己。

關於(一)與(二)，看社長豐田章男短時間內到不同國家去謝罪，又在網誌上道歉，市場反應大致上是正面的。關於(四)，單看香港，豐田與其香港代理算做得不錯，網上資料顯示他們致電、發短訊及寄掛號信聯絡車主參加有關補救行動，包括電腦軟件升級與路面測試，而且無論行貨、二手貨還是水貨的車主也可免費參加。可以挑剔的是(三)，全球補救行動不夠一致，部分國家的苦主會覺得受歧視，憤怒程度容易三級跳，到時再補救就成本大增了。

當他的核心價值是「開飯」

(刊2010年3月30日蘋果日報)
特區政府剛翻新了代表「香港品牌」的飛龍標誌。新聞一公佈，社交網站與網絡討論區即時鬧哄哄，市民一面倒地喝倒采，標靶一是「設計費高」，標靶二是「設計醜」。

說「設計費高」，我不完全同意。設計費連民調、諮詢與宣傳片共花公帑610萬元，高不高? 品牌標誌設計是平面設計中難度最高而要求最嚴謹的一項，一個專業而精彩的標誌花上百萬以至數百萬元，是平常事。所以，真正的標靶應是「設計醜」。

發晦氣的飛龍
設計美與醜，不是主觀口味，而是有客觀標準的。當很多人都批評一個設計是「醜」的時候，說明了該設計必定犯了不該犯的專業錯誤; 一般市民因沒有學過設計而未能準確指出錯誤，只會籠統的說它「醜」。新飛龍標誌，最嚴重的錯誤是犯了「多餘戒」，將設計風格完全不同、但要表達的訊息卻差不多的兩個「意象」(獅子山與飛龍)，硬生生的堆在一塊，「被迫保留飛龍」的意味十分明顯; 另一錯誤，是那綵帶長如纏腳布，恍似一個長舌婦喋喋不休的說着廢話，為本已很繁瑣雜亂的標誌「添煩添亂」。如果說「設計大師怎會不明白這顯淺道理」，那則只有一個可能: 設計師在發晦氣無聲抗議。須知很多設計師在拗不過無理客戶時，往往會擲一件垃圾過去。

不過，以上的都只是表徵，更令人不安的，是標誌背後政府的思維。

香港之所以為香港
曾俊華稱希望新標誌能向世界宣傳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開放、積極進取、追求卓越、勇於創新、優質生活」。品牌的標誌，當然應該反映品牌的一套「核心價值」，即是品牌的大原則與衡量一切的標準。因此，品牌的「核心價值」必定是一些高層次的追求。舉例說，一切商業品牌的真正追求不用說當然是「賺錢」，但沒有一個品牌會將「賺錢」作為「核心價值」的，較普遍的「核心價值」是「自由」、「仁愛」等等。看看Google的核心價值包括「資訊自由」、「不做壞事」，便能理解他退出中國大陸的舉動。所以當我看到政府竟然將「優質生活」當作核心價值時，先是嚇得瞠目結舌，繼而覺得十分丟臉。這跟說「我要開飯」有甚麼分別? 世上有哪個城市會將「我要開飯」當作大原則與衡量一切的標準?

二零零四年，近三百位學者、專業界與公民團體人士，眼見一些重要的香港價值逐漸被侵蝕，於是聯署了《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所列舉的香港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當年政府的回應是，充分了解市民對這些價值的珍視，所以會致力維護，不會令之受損。回歸十三年後的今天，誰令香港的核心價值淪為「我要開飯」?

符水2010

(刊2010年3月CUP雜誌)
符水，是無知民眾被病痛或不順遂之事纏繞而無計可施之下，託術士利用符咒來驅鬼伏妖的「絕招」，或寫符於紙燒成灰後和水吞服，或灑符水於四方。

無知者，不限於貧苦百姓，更包括達官貴人。《紅樓夢》第102回，就提到尤氏走過大觀園，覺得台榭依舊但滿目淒涼，回到家中便病倒了，不久更發起狂來; 一傳十十傳百，都說大觀園中有了妖怪，唬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也不灌溉果蔬，晚上不敢行走; 過了些時果然賈珍賈蓉等相繼而病，接連數月，鬧得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妖，瓊館瑤台皆為禽獸所棲; 賈赦沒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事驅邪，「絕招」之一便是符水，「擇吉日先在省親正殿上舖排起壇場，上供三清聖像，旁設二十八宿並馬趙溫周四大將，下排三十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鐘鼓法器排兩邊，插著五方旗號」，然後才四處灑上符水，架勢非常。

這樣的大排場
鏡頭一轉，來到2010年的香港特區。話說特區政府在早前的「全城反高鐵運動」中，雖然如願強行通過了近七百億撥款，但卻給摸不透的年輕一代弄得人仰馬翻，頭痛兼腳痛; 事後運輸及房屋局的官員大概在想:「為免這群年輕人不斷走來『快樂抗爭』，不如engage一下他們吧; 呀，他們不是用了甚麼facebook就可動輒動員數萬人嗎? 好，就用facebook吧!」於是在二月六日就發生了匪夷所思的「鄭汝樺誤把facebook作符水」事件。

鄭汝樺領着一干人等在facebook搞的三句鐘「運輸基建．公眾參與前瞻」，技術上如何犯錯，IT專家莫乃光已在其《回應鄭汝樺局長：網上溝通點做會好啲?》一文(二月九日信報網上論壇)詳列了六宗罪，不贅。大家最不滿的，可不是技術上的錯誤，而是技術錯誤背後的官僚心態。facebook只是普通工具一件，我認識的一些八、九歲小朋友已運用自如，高官們如認真對待市民、認真做「公眾參與」的話，怎可能連問問office裏的年輕人應如何使用也懶得做?

妖怪在心中
不過，即使技術上做得多完美，市民還是要看這個「公眾參與」的目的與內容的。Sherry Arnstein的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1969)理論，指出「公眾參與」可按程度分為八種: 操控民情、安撫情緒、提供資訊、諮詢公眾、接受妥協、夥伴關係、授權公眾、公眾主導; 頭兩種公眾毫無參與，第三至第五種也只是象徵式參與，最後三種才是真貨。按此來看，鄭汝樺這次在facebook開壇，目的似是頭兩種; 今時今日的香港人，會收貨嗎?

把facebook當作符水，注定不能驅邪鎮妖; 特區政府要真正的「公眾參與」來為自己「治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市民一人一票普選特首與立法會。

話說賈赦招來的道士，在大觀園中搞了一場大龍鳳之後，自是袋袋平安收錢走人; 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個不住，說：「這樣的大排場，我打量拿著妖怪給我們瞧瞧到底是些甚麼東西，那裏知道是這樣收羅，究竟妖怪拿去了沒有?」

高鐵符號(二): 解構「無恥」

(刊2010年2月CUP雜誌)

搞品牌建設的人，對「符號」這東西難免特別神經質，一看到便非要鑽到它背後看個究竟不可。在早前寫的一篇文章中(刊1月15日信報)，我嚐試思考「高鐵」被視為一個符號的問題，提到「高鐵」這符號，在五六七八九十後的市民心中，已象徵了政府的高鐵西九方案與此方案背後的不公義、反智與沒誠信。當日文章篇幅所限，還有一點來不及說的，就在這裏補充 ─ 算是來個小結吧，雖然，事情還未結束。

「高鐵」這個符號，還象徵了甚麼? 我分別於1月8日與15日到過立法會外的反「高鐵」集會，聽到參加者最常喊的其中一句口號，是「無恥」。如果說「無恥」只是宣洩不滿的罵街式說話，就解釋不了它出現之頻密。那麼如果這是一個結論，以下一些信手拈來的事實大概可佐證及支持:

理虧自要轉移視線
1) 1月14日，特首曾蔭權於立法會內高呼要用Facebook與Twitter跟青年溝通，但當被陳淑莊與梁國雄議員要求即時步出議事廳，去跟門外作120小時斷食的青年對話時，曾蔭權卻拒絕。解讀:曾蔭權狡辯時衝口而出說外面「群情洶湧」，未說完即知自己荒謬(因為門外只是幾個手軟腳軟的斷食青年)，瞠目結舌地改口說「群情高漲」，但已暴露了他理虧怕見市民的心態，與他於18日狂轟反「高鐵」者的狠相是一脈相承的。

2) 在吳靄儀議員多次追問「一地兩檢」問題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一直說沒有答案，後竟說至今仍未跟內地談過。解讀:一地兩檢問題直接影響「高鐵」的本質(高速還是低速)與存在價值(低速的話根本不用建)，政府不解決，卻反指責泛民議員追問。

3) 1月16日，泛民議員提出近三十項利民動議，包括「優先聘用本地工人」、「定期向受影響的華景山莊、大角嘴居民匯報」等，被包括工聯會與九龍選區的梁美芬、李慧瓊在內的保皇派全數否決。解讀: 唔理好醜、但求通過撥款快快手。

謊言中找真相
4) 多名功能組別議員被揭發牽涉「高鐵」工程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但他們一直毫不掩飾的用盡方法要盡快通過撥款; 但到了投票一刻，石禮謙、何鍾泰、林健鋒、陳健波等人竟「缺席投票」。解讀:數夠保皇派票數通過撥款，疑似有利益瓜葛的人便不投票，以免日後被人捉到把柄。

5) 1月16日晚，立法會內近二十名保皇派議員「召見」現場警隊指揮官，高聲指罵限他十五分鐘內清場，讓「滯留」議員駕車離去(此事由湯家驊議員踢爆); 民建聯葉國謙事後承認，曾致電警務處處長鄧竟成質問為何仍未清場; 幸好警方沒聽從，否則場外極可能發生悲劇。解讀:「被困」是假嫁禍是真，當晚葉劉淑儀、石禮謙等多名支持撥款的議員，早已施施然自行離去。

早前無意中走入了Symbolism Wiki這個網站，看到它的slogan便覺得很有意思: Discover the Hidden Truths. 發掘出被掩藏的真相，恐怕是五六七八九十後的香港人都有興趣「咬住唔放」的事。事情，還未結束。

硬推西九方案 高鐵變「不義符號」

(Photo: apple daily 15-16 jan)

(刊2010年1月15日 信報)
上週五晚近十一時，我擠在立法會大樓門外的一萬市民當中。四周由未滿十歲的小朋友至七八十歲的公公婆婆，都在為又一次與泛民議員攜手令高鐵西九方案撥款延期而歡呼。有人擊掌慶祝，有人抱頭痛哭; 你不會看不到，大家對自己的城市的熱愛。

台上講者總結發言時，要求政府撤回西九總站方案，說要「將高鐵變廢鐵」。這句說話，雖然只是情感宣洩，但政府必須反省:「高鐵」本非邪惡，何以今天從學生到學者、建築地盤工人到新高鐵專家組、網民到文化界，萬眾一心齊聲反對?

原因是「高鐵」已被視為一個符號。所謂符號，是指一套價值觀與思想行為的一個簡單的視像呈現，例如骷髏頭象徵了邪惡。今天市民所反對的「高鐵」，象徵了政府的高鐵西九方案與此方案背後的不公義、反智與沒誠信。

西九方案的不公義
執筆之時，一批年輕人正在立法會門外作「斷食明志、呼喚良知」，以良知對抗不公義。反「高鐵」人士看清這不公義是制度化的，會不斷重複為禍，市民擋得了一劫擋不了第二劫，所以矛頭直指「騎劫」立法會的功能組別，揭穿工程界何鍾泰、商界林健鋒、地產建造界石禮謙，分別為中國建築及新昌營造的受薪董事，兩公司均有意競投高鐵工程; 會計界陳茂波、批發零售界方剛，身為九倉受薪董事而九倉有意競投高鐵車站上蓋物業。工程愈貴，利益集團分得愈多，所以有省三百億的錦上路方案也絕不考慮。反「高鐵」人士大喊「功能組別可恥」，正顯示了問題的根源。

七百億天價為少數使用者換來「城際鐵路」，令項目更顯不公義。政府估計每天9.9萬人次的旅客中，只有一成半是前往珠三角以外地區; 初期每天有114對列車來回深圳或廣州、只有24對到達其他城市; 因此高鐵其實只是一條城際鐵路，連接全國非主要功能。而現時平均每日只有不足5萬名內地旅客訪港，廣州直通車客量亦只九千人次，故港府估計的使用量水份極多。

西九方案除了浪費公帑，還毀了菜園村村民的家園，而政府至今未有就不同收地方案進行「社會影響評估」。菜園村附近有很多廢車場和貨櫃場，政府應先徵用這些半廢棄地，或乾脆採用錦上路站方案，遠離菜園村。其他地區也受影響，政府在1月8日的會議上首次披露，大角咀區共有47棟樓宇的數萬名居民，將會因高鐵而損失潛在發展權益; 別忘記大角咀區還有很多沒有地基的舊樓，居民的安全能不顧嗎?

西九方案的反智
政府在反「高鐵」人士理智的論述面前，無法以理服人，只不斷重複「要發展」、「不要被邊緣化」等沒有內容的濫調。最荒謬的，莫過於「一地兩檢」無法落實的問題，乘客可能要多花一兩個小時在內地車站下車接受檢查，整個快速客運的概念不攻自破，高鐵成為低鐵，結果是白花七百億元之餘市民亦白白犧牲家園。對於如此關鍵問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竟說至今未有解決方法，而為她保駕護航的保皇派議員也一直避開這問題。

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指，政府○五至○八年間只交過三份共三十六頁的文件給立法會議員，直至○九年底才公佈六百六十九億元造價; 其他重要文件如交通影響評估，亦得泛民議員逼迫才肯交出。這在在暴露了政府從不專重科學論證，從不尊重一個高智慧的公民社會的根本價值觀。

西九方案的沒誠信
為甚麼各方人士直斥鄭汝樺為「大話精」? 政府硬銷不計成本也要於西九興建總站的理據之一，是「全世界的高鐵總站都在市中心」，直到本週鄭汝樺在電視鏡頭前給記者問到何以廣州高鐵站設在番禺，她竟以「不同地方有不同規劃」來搪塞。最新的謊言是鄭汝樺一直說西九方案沒有可行性研究報告，但事實是，公共專業聯盟在十月向當局索取可行性研究報告，當局十一月回信以報告內容涉及第三方利益而拒絕公開，證明報告存在; 政府要隱瞞甚麼?

政府又一直說西九總站不會令九龍交通惡化，但在1月8日在財委會上才被迫公開的「西九龍填海區發展交通研究」顯示，西九總站建成後會嚴重影響九龍區內18個路口，佐敦道須拓寬至13條行車線，彌敦道上多個路口不准轉彎，馬路切入公園及西九文化區，大舉破壞環境，而報告並無提出解决方法。再者，政府提出的每天五百萬元經濟損失，是基於高鐵經營後五十年可獲870億元經濟效益的假設，學者已評為瞎猜。

如無戲劇性發展，一月十五日立法會的撥款投票，在保皇派的護航下大概會通過。但政府贏了也是大敗，「高鐵」連同它背後的特區政府，將成為永恆的「不義符號」。

愛麵說

(刊2010年1月 CUP雜誌)
「喂，你在哪裏? 剛剛在電視看到你。」法蘭西突然來電，教我幾乎以為自己犯了甚麼事上了電視新聞。原來只是港台關於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節目，是早前的一項工作。

「是嗎? 在麻布十番找麵吃啊。」那時已入夜，我剛從成田機場抵達市中心，在酒店放下行李便走到麻布十番去，一心尋找麵店「更科堀井」。結果好不容易在六本木Hills後面一條小街上，找到了外貌平平無奇的她，怎看也難以想像這麵店早於1789年已開業 ─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那一年啊!

暖簾內 老貓燒鬚
更科堀井(www.sarashina-horii.com)賣的是蕎麥麵。進了店，在店中央的大檯坐下; 因晚飯時間已過，客人不多。看見餐牌上當造的蛤湯麵很是吸引，但想到昨晚通宵沒睡，不好吃蛤，便點了炸蝦蕎麥湯麵與煎蛋餅。蕎麥麵的確好吃，韌度與麵香恰到好處; 可惜那炸蝦真的不行，竟然有油溢味，壞了我的興致。但看在他二百年老店的份上，我還是願意下次來東京時多給他一次機會。更科堀井是「東都暖簾會」(江戶與東京老字號協會)的成員; 這是東京一個名牌老店的組織，於1951年由一群志在相互鼓勵、堅守傳統、順應時代發展的店家自發成立，入會標準是擁有百年以上的歷史、已傳至第三代或以上、現在仍然生意興旺。組織現有五十多個會員品牌，若找一次來一個「東都暖簾會」之旅，必定很精彩。

回港後的一天，因要跟進港台節目「左右紅藍綠」拍攝復修後的六十年代舊樓，到了從未踏足的大角咀去。完成工作後，急步往地鐵站的途中，經過一家殘舊的老式散裝麵店，又忍不住剎停腳步打量一番。店主在向街的玻璃櫃上，貼了一張某週刊對麵店的訪問報道，既在示威也在招徠生意 ─ 至少我這個路過的人，就或多或少因為瞥見那張剪報，而花了三十五元抬了一斤芝麻麵回家。

第二碗 永恆滋味
上了地鐵，看看那個廉價白膠袋，上面印着「羅坤發粉麵廠，50多年製麵經驗，配合先進烹調技術，打造一級靚麵。三代專心製麵…… 貨真價實」還有一個「100%香港製造」的爆花，是恐龍年代的宣傳語，但亦不失可愛。回家煮來吃，麵的韌度、粗細都屬高水準，但欠缺麵香。為了支持本土經濟，我還是願意多給他一次機會的，不過會改為試一試他在旺角花園街的食店。如果香港也有一個「香港暖簾會」，讓一眾老品牌集合資源去找專家搞好品牌建設，提昇產品、店舖層次，會是多好的事?

是甚麼時候開始成為麵癡? 大概是六七歲的時候吧，那時住在元朗，我家對面的小巷內有家不知是不是非法僭建的麵檔，叫做「林記」，我與法蘭西及西門最愛到那兒吃牛丸麵，每次吃完一碗總想再多吃一碗，但總是因為沒有錢而無法如願。直到搬離元朗，也沒有吃上那「第二碗牛丸麵」。我知道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麵，永遠也是。

當哥本哈根教堂的鐘聲響起

(http://en.cop15.dk)

(刊09年12月18日 信報)
12月13日下午3點鐘，哥本哈根的路德會大教堂，連同世界各地的教堂，敲響鐘聲350次，以發出氣候變化的警示訊息，呼籲正在哥本哈根參加氣候變化峰會的各國領導人採取緊急應對措施。350次鐘聲，象徵科學家所提出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安全上限350ppm，象徵地球已到了危機邊緣。

身為天主教徒，我特別留意這則「小新聞」，尤其在這次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正處於膠著狀態，發達國的減排目標與對發展中國家的長期援助兩方面仍是沒有進展的時候。350次鐘聲，不知常以「虔誠基督徒」姿態示人的特首曾蔭權，有沒有聽到?

地球太小 逃不掉
曾特首在社會人士不住的敦促下，仍然不介意繼續當「氣候逃犯」，沒有出席氣候變化峰會。他留在香港，想必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吧? 但我們記得的只是: 他去了觀賞香港對日本的足球賽以示支持本地足球 ─ 那邊廂足球員大嘆香港竟然連一個專用訓練場都沒有; 他去了工展會購物以示支持本地經濟 ─ 同場卻又見他開懷笑稱「今年不須再刺激經濟」。被派往哥本哈根的邱騰華局長又如何? 綠色和平的特派員在當地見了邱局長，想了解香港何時訂立減排目標，可是得不到答案，結果大嘆「環保不是人人有資格說的」。

氣候變化真的事不關己嗎? 按香港天文台的數據，今年1至11月平均氣溫達攝氏24.1度，是自1884年有記錄以來的第五高溫; 而過去十年的1至11月平均氣溫達24度，以年代計算更是有記錄以來最高的。香港也在發燒了。天文台更預測到了2030年代，本港平均每年冬季的寒冷日數將會少於一天，香港將出現更多異常的極端天氣情況，酷熱、暴雨、水浸、山泥傾瀉等將會更形頻密。除了威脅市民的性命、健康，氣候變化亦會導致社會及營商成本增加，例如更多的醫療開支、更多的空調開支、缺水及糧食格價上升等。

香港每年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高達六公噸，是世界平均數值的兩倍; 但特區政府一直迴避設定減排目標之責，以「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為理由，自稱無須達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指定的排放目標。香港是富裕城市，2008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全球排行第七，特區政府的卸責藉口，能不令七百萬市民蒙羞?

國際都會 負國際責任
公共專業聯盟早前發佈了一份《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立場書》，指出無論是為了自身的長遠利益也好、為了承擔世界公民責任也好、為了補償也好，香港在國際應對氣候變化運動中必須更積極:

(一)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我們認同各國應對氣候變化可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為原則。這原則不僅適用於國家層面，也可應用在一國之內的不同地區，讓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承擔較多減排責任。香港應根據「一國兩制」原則，以發達城市的標準為標準，提出具體減排目標，率先在「一國」之內實踐「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二) 2050低碳城市願景: 特區政府應以讓香港於2050年前成為世界級低碳城市作為願景，透過制定減排目標及有效的規管架構，帶領香港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設定長遠目標有助制訂政策框架，不僅利於計劃適應措施，更重要的是可以為落實減緩措施提供助力，有效驅動商界及公民社會朝目標邁進。中期而言，香港應將2020年的碳排放量訂於較1990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五的水平，也就是把全港年排放量降低至2007年聯合國峇里氣候變化會議所訂下的最低標準。

(三) 能源與建築物政策: 政府須把減排目標分配給不同界別，例如能源業製造本港六成溫室氣體，理應有明確的減排目標，及增加可再生能源如風力或堆填區沼氣發電的供應比率；本港百分之八十九的電力都在建築物內消耗，故此應為大廈節能訂定具體減排目標及推行強制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四) 以身作則: 所有政府建築物應符合建築物能源效益標準，政府部門也要透過環保採購推動本地綠色產業的發展。

(五) 污染者自負: 政府應為全面推展環境問責制早作安排。

(六) 區域考量: 政府宜設立應對氣候變化基金，向內地及發展中地區提供財政援助; 政府亦應加強與廣東省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合作。

氣候變化峰會揭幕時，全球56份報章破天荒以「期待政治家正確選擇」為題發表共同社論，呼籲政治領袖攜手解決氣候問題。氣候變化，毫無疑問是政治問題; 曾特首雖不是政治家，但亦不能再掩着耳朵，謊稱聽不到那350次的鐘聲。

當紅葉還未燃燒 -- 伊豆高原上火山、落溫泉

(刊09年12月 CUP雜誌)
好像總是不合時。春天到伊豆河津，河津櫻都落光了，回到東京時櫻花又只是零零星星未成氣候; 十一月到伊豆高原，紅葉嘛，連影子也看不見。不打緊，沒有紅葉卻有溫泉、火山，同樣熱燙。

伊豆高原(Izukogen)其實並不是一個高原，而是伊豆半島東岸的一個地方。跟伊豆的其他小鎮一樣，她也是以旅遊為經濟支柱，小小地方竟有近百間博物館與美術館，及眾多溫泉旅館。這次挑的溫泉旅館，有一個很美麗的名字: 花吹雪。都說品牌由一個好名字開始，記得當初是在網上看了一位台灣作家的遊記介紹，被旅館那詩情畫意的名字吸引了，才決定一遊。花吹雪，是落櫻時節落花紛飛如雪的意思。又一次的不合時 — 若三月初開始落櫻時來訪，必定更應景。

心的挑戰
旅館於1980年開業，今年才29歲，跟那些動輒過百年的老牌溫泉旅館相比，可說是個小朋友; 但她的格局可又是傳統溫泉旅館的一路，由十多幢木房子、溫泉、膳房組成，中間以木橋、迴廊、羊腸小徑、花草庭園與眾多神像石雕串連，樸素清幽。旅館的最大賣點無疑是她的溫泉，七個廿四小時開放的私人風呂 — 「檜湯殿」、「黑文字湯」、「志野乃湯」、「織部湯」、「鄙の湯」與兩個半露天風呂 — 令她早於1996年已被朝日電視選為日本十大溫泉旅館，後於2007年獲頒「日本溫泉遺產」的榮譽，而今年又被日經新聞評為日本九大溫泉旅館。我在入住的兩晚內，於嚴寒中泡遍了七個風呂，絕對是對心臟的一大挑戰。最愛同時有室內與露天風呂的「黑文字湯」，可以邊泡邊享受黑文字木的木香與庭園中的花草氣息。理想的程序是早餐後泡一次溫泉，才外出遊覽; 黃昏回到旅館，又泡一次以驅寒氣，然後到膳房享用十道菜的料理; 餐後，再泡溫泉才就寢。旅館只有客房十七間，客人不多，七個溫泉又是全日開放，所以基本上任何時候也無人會與你爭奪心頭好。

第一天剛抵達伊豆高原時，來車站接我的是旅館經理向谷太陽。有別於傳統溫泉旅館由「女將」(女主人)負責招呼客人的做法，花吹雪的接待重任落了在太陽這一位年輕人身上。太陽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原來祖籍廣島的他大學時期在加拿大修讀酒店管理，回國後放棄在東京的國際酒店的工作機會，寧願到花吹雪工作，為的是要向外國人宣揚日本文化。這個太陽，令花吹雪跟傳統溫泉旅館很不一樣; 當然，得一讚願意破格引入他的旅館主人市川信吾。

天上人間
市川先生看來有六十多歲吧，但很壯健，說不定跟他每天早上都帶領客人步往城ヶ崎海岸(Jogasaki Coast)遊覽有關。入住的翌日早上，便參加了市川先生的導賞團，與另外七位客人一起步往不遠處的城ヶ崎海岸。這海岸一帶，包括花吹雪的所在地，都是國家公園範圍; 海岸以嶙峋石群與吊橋聞名，所以這來回不到兩句鐘的短短旅程，可說是花吹雪在溫泉以外的另一誘人之處。大伙兒在海岸興奮地拍照完畢後，市川先生拿出暖壺、紙杯，給大家奉上熱燙的草茶，說:「這草茶有助血液循環的啊!」我們無人不被這份周到感動。

看了海又想看山。下午，我說要乘巴士去附近的大室山登山去，市川先生自動請纓駕車送我過去，還在山腳等我遊覽畢再接我回旅館，令我很不好意思。大室山是一個極細小的睡火山，僅高580米，但站在火山口已足以盡覽伊豆高原與城ヶ崎海岸全貌; 火山口直徑只有300米，步行一圈不過二十分鐘，可是風極猛，氣溫亦比地面低了好幾度，所以這一圈也不易走。

第三天早上，不捨也要返回東京了。沒有落花、沒有飄雪，只有點點雨粉。回到東京，雨變得綿密，有點沮喪。到「新貴」根津美術館一逛，入館後最吸引我的，不是大廳中「7」字型排開的神像佛像，卻是落地玻璃窗外那雨中的大庭園。那一刻，我感激天正下雨，因簷前滴雨令畫面更美。走到庭園深處，竟給我碰上了如火紅葉。沒想到，竟是此時此地碰上了，像要告訴我，這世上其實沒有所謂的合時與不合時。我想起太陽說的關於花吹雪標誌中那紅兔子的神話 ─ 兔子四處尋找「理想」，從地上尋到天宮也一無所得; 歷盡艱辛後牠返回地上，卻驚覺春光明媚，原來牠要的，早在人間。

奸人

(刊09年12月CUP雜誌)

「奸人X正要找顧問，你有沒有興趣見見他?」八爪魚K問。
「奸人X喎?!?!」
「正是奸人X，他須要搞搞個人品牌，價錢可以商量。你有沒有興趣見見他?」八爪魚K重複。
「實話實說，你覺得若我應承了，我的所有正義朋友與支持民主的朋友，會不會與我割蓆?」
「一定會。」八爪魚K想也不用想。
「就是了。還問?」

技術上不可行
我知道八爪魚K不會說我假清高、真虛偽。作為一條高尚的八爪魚，他一定很明白: 這個世界有些東西是錢買不到的，雖然沒有多少人會不愛錢。作為一條專業而成功的八爪魚，他亦一定很明白: 這個世界有些東西是因為違反專業原則而技術上不可行的。

這樣的問題，當然不是頭一次碰上。記得兩年前，一次講授政治及人物品牌時，就有學生劈頭問我:「如果葉劉要找你幫忙做品牌建設，你做不做?」我的答案是「就算撇開道德考慮，也是 technically impossible!」

原因很簡單，先想想品牌建設是為了甚麼? 對產品製造商而言，當你有些好的產品，想持續賣給市場，期望長做長有而非一鋪清袋，你便要靠品牌建設來讓消費者能夠於十萬九千七百種同類產品中選出你的那一種，以後安心地重複購買，甚至推薦給親朋戚友。

眼角的淚光
若你賣的是劣貨，只打算渾水摸魚，撈了油水便逃之大吉，懶理買家的死活，那你是不用做也做不了品牌建設的，你只須把劣貨包裝得似模似樣，粗略看起來異常吸引，讓資訊不足或粗心大意的買家上釣，便大功告成; 到買家有朝如夢初醒，發現受騙，你已上了岸，還可以拋下一句:「你知道嗎? 我是多麼的希望與你建立一段長久關係的，我亦已盡了我的最大努力，去平衡各方利益，去為你爭取幸福; 但可惜事與願違，正是此一時、彼一時，今天的我已不是昨天的我; 人，總得要向前看的，對不對? 對於你的遭遇，我實在深表同情。記得以後帶眼識人啊!」你的眼角，隱隱然有一點淚光。

如此說話如此場面，好像熟口熟面。我想起了煲呔曾「競選」特首時那些慷慨激昂、令人振奮的承諾，你記得嗎? 我想起了他在宣佈「當選」的一刻那激動的面部表情、九十度鞠躬與眼角的淚光，你記得嗎? 他誓神劈願會履行普選承諾，你記得嗎? 那為甚麼今天他民望插水再插水? 為甚麼今天大家逼不得已要五區總辭?

品牌建設與「包裝」是有天壤之別的。近來不少朋友問我對五區總辭的看法，我說當你被迫接受一件劣貨時，只得用非常手段去反抗。人之常情啊。

客家人(二)

(刊09年11月CUP雜誌)

「上星期日給你的那些釀苦瓜，吃了沒有?」媽媽在電話裏問。

「早吃光了。」我答。每次回家，媽媽總會多做一盆菜給我拿走，而十次中總有七八次是釀苦瓜，因為我愛吃，也因它能存放多達四五天而仍然美味。

釀苦瓜是我大概永遠也不會做的複雜客家菜。要做一盆十二件的，先挑四個雷公鑿苦瓜(這品種較鬆化)，餡料則是由鯪魚三條或鮫魚半條、蝦米一兩、半肥瘦豬五塊錢、馬友鹹魚少許、果皮一片及胡椒粉、豆粉、鹽、水與蔥混合剢爛而成; 記着要人手剢，還要剢三十分鐘，偷懶用攪拌機的話餡料便會變霉不好吃。弄好餡料釀入苦瓜中，先煎至略焦黃，再加水煮十五分鐘即成。

一樣的味道
煮得一手精彩客家菜的媽媽，說她是跟外婆學烹飪的。多年前獨自到元朗探望外婆，仔細地吃她做的菜時，才驚覺味道與媽媽做的竟一模一樣 — 噢，有甚麼稀奇呢，文化不就是這樣承傳的? 如果我懂得烹飪的話(我是說「如果」)，弄出來的菜餚味道大概也跟媽媽做的一模一樣吧。

世代相傳，民俗文化的承傳如此，人的性格、精神與價值觀亦如此，這就是城市、族群與國家品牌的建構。

馬死落地笑着行
客家人愛苦瓜，因為處處無家處處家的客家人特別吃得苦，客家女人尤甚。外婆生於1920年廣東寶安的一個中產家庭，幾歲時舉家搬來香港，其父在太古船塢當司理。外婆在港讀小學，所以不單「識字」也略為「識幾隻英文字」，在當時一般人家的婦女中算是稀有的了。好景不常，有一次其父到紅磡海心廟拜神，回程時遇上撞船意外，夾爆了姆指，沒想到因此而惹上破傷風，三天後便病逝。外婆母親帶着兩個小女兒，遷回寶安務農為生，外婆從此失去上學機會。

外婆十八歲時跟鄰村的外公盲婚啞嫁。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反而廣東農村相對安全，大量香港人逃難北上，寶安是必經之路，外公外婆便以賣飯給逃難的人來賺取生活。戰後又舉家搬來香港，外婆卻發現外公在港早有一妾侍，一怒之下又獨自帶着三個女兒回寶安耕田，還要以德報怨照顧老爺奶奶。一九五四年，外公的妾侍跑掉了，外婆既往不究，帶了我媽媽來港與外公團聚; 外公在石崗兵房工作，外婆則既要耕田又得照顧先後六名子女(加上留在鄉下的兩名，好事成八)，好不艱難。一九七六年，外公患上鼻咽癌更中了風，外婆不忍心把老伴丟在醫院受難，便讓外公留在家，自己一力照顧。這個重擔一挑就是七年，直到八三年外公去世。期間我好像沒有聽過她有甚麼怨言，每次見她總是笑得金牙閃閃的。

去年，一向精靈的外婆竟患上老人癡呆症，如今連家人都認不出了。這只是一個客家女人「吃得苦的人生」的小故事。

客家人(一)

(photo:flickr.com/photos/kumaboh/126936579)
(刊09年10月CUP雜誌)

「姑姑，你是甚麼人?」小姪女於飯桌上問。
「我是客家人。」我邊啖着滿桌的客家菜餚邊隨意回答。
「我也是!」小姪女仿如碰上了驚世大發現。

五秒後，當我還忍着笑在思考要不要讚賞她一下時，小姪女夾了大大的一塊豬肉到我的飯碗裏去，說:「客家人愛吃豬肉。」

顛沛流離盼豐足
「對!」我把豬肉一口吃掉。小姪女露出滿意的表情。在她小小的認知世界裏，如果「客家」是一個品牌，那麼品牌標誌必然是一塊油光閃亮的豬肉，模樣大概就像台北故宮博物院那鎮館之寶「東坡肉」肉形石，肥美可人，寄託了年年月月於艱苦環境中打拼的小民對豐足生活的冀盼，也是外表平凡但內涵豐厚的客家文化一個活靈活現的符號。

據說香港的客家人口有一百七十萬。客家人移居香港的歷史可上溯至14世紀末，例如上水的廖族始祖在元代已遷來新界;17世紀清初「遷界」政策後，客家人得政府鼓勵，大量南遷香港。英國人於1898年接管新界前的調查顯示，區內四百多條鄉村中有二百多條為客家村落。而最後一次客家移民大量來港，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註)

客家舌頭嗜鹹苦
爸爸是惠陽客家人，媽媽是寶安客家人，所以我大概算得上是個很純正的客家人吧。該死的是，我的客家DNA，恐怕只剩下一條客家舌頭 — 不是客家話，我可半句客家話都不會聽也不會說; 說的是超愛吃客家菜的口味喜好。客家菜味濃，很像客家人的鮮明個性。爸爸媽媽都是烹飪高手，所以我常自誇是吃着一流客家菜長大的。梅菜扣肉、釀豆腐、釀苦瓜、釀青椒、鹹雞、黃酒雞、南乳豬肉、鹹酸菜以至甜茶粿、鹹茶粿、糯米酒等，十分樸實中見十分精彩，人大了才真懂得欣賞。

說到客家菜總會想起台灣。台灣在保護及承傳客家文化方面，做得很好。行政院設有客家委員會，成立宗旨坦坦白白，「主要在於回應客家社會各界之深切期盼，更是各黨派的重要共識。因為客家族群在大社會文化的擠壓下，面臨了族群文化快速消失的危機，客家有識之士強烈要求在中央機關設立客家專責機構，希望凝聚客家精英與政府的力量，肩負起延續客家文化命脈、振興客家傳統文化，以及開創客家新契機的使命，為四百多萬台灣客家人打拼!」請留意「各黨派」三字，如果政見的不同把台灣人「非藍即綠」二分了，則族群文化的深層次連繫，是唯一可以超越政見分歧而把人們緊緊拉攏在一起的公因素。再直接一點，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是四百多萬張選票，是藍綠兩黨都必須要實實在在去爭取的支持力量。這沒有半點問題，反而是民主社會的優越性: 只要合乎法律，明買明賣，等價交換，「你快樂所以我快樂」，為了贏得你的選票，我天天都得想你所想，搞盡腦汁去為你謀福祉，確保好東西得以弘揚、壞東西被殲滅。自我完善，自能長治久安。

(註:夏其龍神父《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傳教工作》，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ha/writings/hakka.htm)